因为政治不是娱乐，谁有资格当选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绝不是只看他的名气和受大众欢迎的程度，否则肥皂剧的明星们可能最适合。
一个明星能演好小品、拍好电视，只能证明其艺术上的能力，并不代表其参政议政的能力。这次赵本山没能当选全国人大代表，说明其参政议政的能力，离一个真正合格的人大代表还有距离。这是民意的理性选择，不能怪春晚排练影响了他作准备。
需要让众多的选民知道，代表和委员的身份，不是一种政治荣誉，而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因此需要倍加珍惜。然而遗憾的是，每年两会期间，有不少娱乐界、体育界的代表、委员，总要因各种原因缺席会议，白白浪费了宝贵的参政议政机会。试想，如果将这个机会让给另外的代表委员，他们通过提案，能解决多少实际问题，能为百姓办多少实事。
还需问的是：娱乐界、体育界的代表、委员，你们能很好的履行好参政议政的职责吗？
从这次二会的代表、委员主体分析，已经从过去那种个体化、人格化、精英化，不断地向组织化、规范化、全员化发展，早期那种迷恋明星的阶段已然时过境迁，明星、大腕的政治优势逐渐走向“边缘化”。从这个意义上说，赵本山落选人大代表未必不是一件好事。这对于那些“请假代表”、“请假委员”无疑也是一种警示。
]]>* 他的正式名字是萧三，我这里使用的是他半西方式的昵称（他自己根据卢梭的《爱弥儿》取的）。他的这个昵称广为同学们所知，可以把他和他的哥哥萧瑜区分开来。
“中国也需要这样的伟人!”毛泽东情绪激昂地对萧说，中国也要富强起来，“才不致蹈安南、朝鲜、印度的覆辙”。他引用了学者顾炎武(1613—1682）的一句话，“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毛泽东翻开《世界英雄豪杰传》，大声地向同学———他们还不习惯老老实实地坐着听他宣讲———朗读其中关于乔治·华盛顿的一句话：“只是在华盛顿的领导下，经过八年艰苦的战争，美利坚才赢得了胜利和独立。”［4］
就像看到了地平线上方的一丝光亮，年轻的泽东开始注意西方了。当时以及后来，他一直在思索中国应该从西方借鉴什么而对西方本身如何并不感兴趣。美国已完成了一场革命，那么中国呢？
毛泽东喜欢读描写中国古代皇帝的书，对英雄的爱好使他想了解更多的伟大人物。其中有两个皇帝的形象深深地印在他的心中。一个是秦始皇，统一天下的中国铁腕人物；另一个是汉武帝，是很有军事头脑的一代王朝的奠基人，他帝号中的“武”字即来于此。
同学们都很敬佩毛泽东对《三国演义》等传奇小说的掌握，他们喜欢听他复述其中的精彩片段。但是毛认为小说描绘的都是历史上发生的真实事件，这使得每个人都感到震惊。他曾和历史教师去争辩这件事，诅咒任何同意那位教师观点的同学，甚至用椅子打了一个同学。毛泽东不愿意接受批评，正像他后来在回顾这段学习生活时所承认的那样。［5］
为了这事他甚至找到校长那儿，当这位博学的校长也不同意他的观点，即不认为《三国演义》是战国时期［6］发生过的真实事件时，他给湘乡县令写了一封请愿书，要求撤换校长，并强迫那些摸不着头脑的同学签名。
毛泽东是一个刚直的孩子，他不会通过变通来保护自己。他对在韶山时就使他如痴如醉的小说的看法如此天真、固执。
《三国演义》事件使他在东山的日子更糟，同时通过这件事也可以看到他后来思维特点的影子：思考方式偏执、坚持己见、任性地否定简单的事实、藐视异见。
毛的成绩很好，试读五个月后，校长允许他继续留在学校读书。虽然好的学习成绩对孤寂的他是一种安慰，但事情总是有两方面，一些学生因此更加嘲笑他褊狭的热情。于是，他开始考虑离开这所学校了。
在东山，毛泽东大大地开阔了眼界。现在，他又想周游湖南，看看长沙。
毛泽东的身材瘦长，走起路来大步流星。很快的他就有了一副知识分子的模样。虽然蓄着辫子，但他的头发还是显得长长的，有些蓬乱。总的说来，他那不修边幅的样子倒显得相当潇洒。在体质和气质上，他已经具有了自己的特征。
这时的毛泽东还是一块璞玉，没有经过雕琢。对毛泽东来说，走进东山不意味着踏进社会，也不是为了获得较好的社会地位，而只是更努力学习那些在韶山学不到的东西。
学校的教室整洁漂亮，与韶山满是灰尘的草房大不相同。在这里中国的上层社会的舒适生活可见一斑。
在东山，人们也正在接触新思想，这种新思想将很快荡涤着韶山那样的旧有传统和社会秩序。这里讲授科学，倡导改革，早点名时，老师都要讲述中国在外国列强的压迫下所受的苦难，以唤醒和培养学生的民族感情。
学生们穿着佩有彩色腰带的长袍，但是他们的心灵为这种新思想震颤。
学习是毛泽东的唯一真正的朋友。在南岸私塾度过的痛苦岁月却培养了他扎实的古文基础，这有些讽刺意味。他能用古文体写出很有说服力的文章，这让他的其他弱点和过激行为不再那么引人注目。
对当时改良政治的了解使他产生了这样的想法：知识能够改造世界。
除了学校的全部课程外，他还读了两种很重要的著作。文表兄借给他几本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梁是当时很著名的政论作家。还有康有为撰写的《戊戌变法》，这是改革高潮的最后宣言书，康是那次运动中卓越的思想家。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接触严谨的政治思想。
一位曾留学日本的教员对毛泽东的影响很大，虽然他教的英语和音乐两门课毛泽东都学得不好。这是因为强大的日本对他很有吸引力。毛泽东喜欢当时那些描绘日本在1905年的日俄战争中战功的故事和诗歌。“我当时知道并感到日本的美好，并且感受到一些她的骄傲和强大。”［3］
这是他第一次接触中国以外的世界，这让他一生都深信日本是中国的兄弟友邦。
对战争这个主题的了解也标志着他迈出了了解世界历史的第一步。一天黄昏，刚刚做完运动，听到晚自修的铃声满头大汗的学生们就进了教室。毛泽东走到萧家二兄弟之一的爱弥跟前，想知道他手里拿的是什么书。那是一本《世界英雄豪杰传》。由于书籍对他有着极强的吸引力，毛泽东就问他是否可以借读此书。在以后的几天里，就像陪伴着一个新情人一样，毛手不释卷地读完了这本书。
第二章 为何求知（1910—1918）
刚刚踏上从家里到湘乡的漫漫长路的几分钟之后，泽东遇到了一个姓王的邻居。王看到这个穿着新衣、新鞋和新袜的小伙子感到很新鲜，在韶山人们平日里可不是这副打扮。
“石三，你穿上新鞋子真精神。”饱经风霜的王说。“我要去上学了。”泽东自豪地答道。他开始像老王诉说他那些神圣的抱负，老王听后大笑起来，直笑得他那粗糙的脸上有了泪花。他嘲笑这个小伙子要去“洋学堂”念书的念头。还问泽东这个愚蠢的行为是否已征得父亲的同意，这刺痛了他。
泽东发火了，冲他喊着：“你简直是个老古董!你过时了！”喊罢便继续跋涉。［1］
泽东用竹扁担挑着行李走进东山高等小学堂的黑漆大门。砖瓦结构的建筑物被护城河和高高的院墙围着，泽东感到好像是走进了一座大寺院（他在韶山见到的最大建筑物就是韶山的寺庙）。
湖南省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堂。
泽东穿过护城河上的白色石桥来到了气派庄严的大门前，他被当成了脚夫。应付这种令人不快的窘境，泽东还缺乏经验。学校的规模也使他吃惊，长这么大还从未见过这么多孩子在一起。
入耳的都是尖刻地嘲笑他的话：“东山是学堂，不是精神病院!”“一个强盗想进我们的学校!”泽东冒冒失失地找到了校长办公室。
“先生，你会让我在你的学校里读书吗？”他以乡下人憨直的方式问道。校长手里握着一根长长的镶铜竹烟斗，沉默了片刻，他问这位神情庄重的青年叫什么名字。
“先生，我叫毛泽东。”
毛泽东的镇定让校长扬了一下眉毛，他举出几个不准这个年轻人入学的理由，比如16岁的年龄过大，没学过算术和地理，字写得不好，并准许他逐条进行反驳。［2］
在场的另一位教师帮这位年轻的农民讲话。当他离开校长办公室加入到刚才让他颜面尽失的那些世故的小坏蛋们之中时，他已经得到了试读五个月的许可。
到东山之后他才知道，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两年前就死了，由这件事他看出，从偏僻的韶山来到东山，要弥补的差距有多大。
一位姓文的表兄（母亲娘家那边的）已经在东山读书，他给过泽东一些帮助。但是在众多的学生中，只有两人成了泽东的朋友，这就是来自富裕的地主家庭的萧氏二兄弟。他们与泽东交往多年。
在学校，泽东觉得自己是个外乡人，因此和他交往的只有少数几个同样把自己当作外乡人的同学。这些外乡人不会讲标准的当地口音*，带补丁的衣服使他们与富家子弟有明显的不同。
* 这些学生几乎都是湘乡县的，他们说的都是当地口音。甚至本县的学生也因地区不同而互相对立。毛在谈到这些内讧时有点伤心地说：“我在这场斗争中采取中立态度，因为我本来就不是湘乡人。”
还有两个特征使泽东更是成了外乡人中的外乡人，那就是他的年龄和个头。他的个头对于16岁的年龄来说算是高的，在那些比他小四五岁的同学们中间他看起来像小塔一般。
这里的大部分学生都是些衣着讲究的势利小绅士。毛泽东是农家的儿子。他的家不算贫穷，但却是一个乡下的未见过大世面的家庭。他的手比邻桌同学的粗糙；因为太阳晒的缘故，他的脸比大部分学生都要黑得多。毛泽东讲话慢条斯理，他周围伶俐的孩子们讲起话来简直像机关枪。
对此，中国的反应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刘建超14日下午表态说：“我们注意到有关报道，斯皮尔伯格曾向北京奥委会表达过希望为北京奥运会作出自己贡献的愿望，并接受了北京奥组委艺术顾问的聘书，我们对他近日发表的个人声明表示遗憾。”
刘建超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奥运会是世界人民的体育盛会，成功举办北京奥运会也是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将达尔富尔问题与奥运会挂钩，无助于达尔富尔问题的解决，也有违体育非政治化的奥林匹克精神。
刘建超说，我们注意到最近国际上围绕达尔富尔问题以及中国在达尔富尔问题上的立场有这样或那样的议论和举动。据我们所知，有关反应一方面出于对达尔富尔形势的担忧；另一方面也有人利用这一机会试图将达尔富尔问题同中国对苏丹政策、甚至同北京奥运会联系起来。
“如果这是对中国政策不了解尚可以理解，但若是出于政治目的，我们不会接受。”刘建超说。
但是据《国际先驱导报》记者采访中国关于苏丹问题的刘贵今大使，却听到了另一种说法：即“斯皮尔伯格已经不是北京奥运会开闭幕式的艺术顾问”！
下面是采访原稿：
《国际先驱导报》：您在英国访问时说斯皮尔伯格“辞职事件”是炒作，为什么这么说？
刘贵今：当我听到斯皮尔伯格“辞职”的消息时，我感到吃惊。为什么呢？因为我在去年9月份访问美国之前就知道，他已经不是，至少理论上已经不是北京奥运会开闭幕式的艺术顾问，因为他在最终期限之前一直没有与我们签订合同。我们反复地通过他的律师核实，这是不是他的最终决定。他的全权代表说这是他的最终决定。你已经不是顾问了，那么你谈何辞职呢？所以我告诉伦敦的一些记者，所谓的辞职事件是媒体的宣扬、炒作。
《国际先驱导报》：您与斯皮尔伯格具体谈了些什么？
刘贵今：斯皮尔伯格作为个人，我对他是尊重的，因为他是世界知名的艺术家。我去年9月份在纽约会见他的时候，我说斯皮尔伯格先生，我知道你已经不是北京奥运会开闭幕式艺术顾问了，但即便如此，你作为一个名人，你关心达尔富尔问题，我很愿意也很乐意与你交换意见。我用了一个多钟头的时间，很详细地跟他介绍了中国关于解决达尔富尔问题的一些基本主张，告诉他中国做了什么、正在做什么以及将来准备做些什么。斯皮尔伯格先生当时还是给予了积极的评价。当然了，他希望中国能进一步发挥建设性的作用，包括向苏丹政府施加更大的压力。我告诉他，我们会利用我们的影响力，在我们一贯的政策许可的框架内，继续作出我们的贡献，以我们自己的方式作出自己的贡献。
刘贵今大使所说的情况难道刘建超不知道？
中国，你能不能大声说斯皮尔伯是不是北京奥运会开闭幕式的艺术顾问？
被称之为“火爆提案”的是两位来自重庆的全国政协委员提出大胆建议：解散两大科学院，将人员分流到高校，或者与科技部等部委重新整合。
但广东的委员们普遍认为这一建议不可取。但有教育界委员痛陈：应该彻底反思我们的科研体制，现在都在大张旗鼓地搞科研、争项目，但95％的科研论文是垃圾！
解散中科院、工程院？这一看似业余搞笑的建议，竟是出自两位“专业人员”之口。一位是重庆大学校长李晓红委员，另一位是重庆市科委副主任潘复生委员，他们的理由相似：科研资源太分散。李晓红委员认为，现在由于互相争夺项目，科研机构各自为政，形成不良竞争。科研能力难以拧成一条绳，甚至相互抵消，难以形成我国的科研核心竞争力。他建议，将两大科学院整合到高校。其科研人员到高校工作，可以不从事教学，专门从事科研。原来在两大科学院的编制，也可以保留。
而“海归”委员潘复生则提出，国外国家科学院和教育机构是整合在一起的。如德国，教育和科技都归在教育和研究部；在美国，科技统一由总统科技办公室管理；在英国，科技整合在工业部。而中国的科技工作，有国家科技部、国防科工委等多个管理机构，多头管理和研究，浪费人力物力。
他的想法更直接：参考“大部制”精神，解散两大科学院，将其与国防科工委、国家科技部等有关部委进行合并，成立国家科学与技术委员会，管理全国科研机构。
不用说，上述二位政协委员的提案不会得到普遍的认可，故这种超前意识的建议只能是搁置。
但笔者认为，中科院、工程院应该取消终生制，来点与时俱进，起码把那种反科学的，如把中华民族的瑰宝，全世界均认可的中医药当作为伪科学来批判的院士，应该驱逐出院士行列。
]]>泽东作为反叛者的“个人性格”迎合了当时反抗浪潮在整个国家兴起的“时代特征”。他自己也把个人的斗争纳入整个社会斗争之中。［27］他说：“我斗争的第一个资本家是我父亲。”
泽东与父亲之间关系的紧张既有社会的一面，也有心理的一面。父亲对他的压制不能完全归结为社会的“压迫”。泽东的弟弟们没有一个像他那样与父亲不睦，据说，他们俩都因为父亲的同意而受到了很好的教育，这个许可泽东没能得到。
出于内心深深的骄傲，泽东夸大了父亲的自私和专横。*
* 有些作者说，“我学会了恨他”———这句出自20世纪初一个中国男孩之口的话有些不可思议———在斯诺写的毛泽东的传记的中文版中被删掉了。但是，哈佛—燕京图书馆藏的各种中文材料中均有这句话。
正像他母亲的温和善良一样，父亲的粗暴管教方式———虽然不是他的目的———也深深地影响着毛泽东的一生。虽然从心理上讲，泽东和母亲更为接近，但他并没有多少母亲的性格特征。另外的三个孩子出生分散了母亲的注意力，同时母亲也认为泽东学到了一些奇奇怪怪的念头，此后母子间的关系开始疏远了。
离开韶山时泽东暗暗发誓，他要在父亲的眼里、在实现一个更有价值的目标的过程中证明自己。他要比父亲活得更充实、更好。
在泽东憎恨父亲的背后，父子间有一种没认识到的相像；他成了和父亲一样的专断者，不过他统治的范围更大。
毛顺生并不十分了解自己的儿子。泽东瞧不起自己的父亲，他用策略而不是过激的方法来对付父亲，并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但是，毛顺生试图以粗暴的方式培养的“美德”确实深深地植入泽东的心灵深处。他不久就向别人说：“怠惰者，生之坟墓。”俨然是他父亲的再现。［28］
母亲对他的影响是更为简单和直接的：信佛的母亲的善良和耐性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多年以后重回韶山的时候，他还能向随行人员指出哪里曾经有过一座佛殿，并说他的母亲常常在那里烧香，当他病了时母亲还会用香灰给他治病。有一次他和一个警卫闲谈，发现这个年轻人更喜欢他善良的母亲而不喜欢脾气很坏的父亲。毛泽东对他说：“你越是告诉我你们家里的事我就觉得和你越亲近”，“你母亲一定是个信佛的人”。警卫问毛泽东他是怎么知道的。他说：“你说她是个好心人。所有信佛的人都是热心肠。”［29］当然，毛泽东正在想着他自己的母亲。
父母都没有引导泽东接触社会革命的思想，他那一代受过教育的人具有革命意识几乎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他以后革命的成功和他成为那一类型的革命领袖，都可溯源于他在韶山的少年时代。新思潮和旧中国的社会状况使泽东成为一位反叛者；在韶山的家庭生活的磨炼则使他比其他人更为坚定不移。
]]>当重新提起这件事时，泽东对父亲不客气了。他打断了老人自怜的抱怨，简略地问道：“雇一名长工一年要多少钱？”可怜的毛顺生说要十二块钱。泽东把一个纸袋放在他粗糙的手上说：“这里是十二块钱，我明天早上就去东山。”［22］
黎明时分，泽东起来收拾自己的东西。文七妹担忧地看着在忙活的儿子，几乎不说什么话。除了问问儿子要不要再多带点别的什么东西，她只说了一句话：“你要去跟你爸爸道个别么？”泽东回答：“不，我不去。”
天亮后不久，泽东就出了韶山。这是一个凉爽的金秋的早晨。肩上还是那根用惯了的扁担，但两头挑的不是粪筐。一头是一个包袱，里面装着一件长袍、两条床单和一顶蚊帐；另一头是装有《水浒传》和《三国演义》的筐子。他对韶山以外的世界几乎一无所知，自此，他再也不会回到这里生活了。
难道在韶山待了16年的泽东已是羽翼丰满的叛逆者了吗？
由于他的道德观念（主要是来自母亲）以及书本给他带来的社会意识，泽东在刻板的学校和专制的家庭的环境里变成了一个向旧习挑战的人。
毛顺生是一个令人讨厌的人。他经常打骂泽东，在别人面前羞辱他，嘲笑他的求知欲；宣称泽东“懒惰”而且“无用”，并用尽心思让泽东为此感到羞愧。
按传统观念，即使父亲是恶棍，儿子也只有服从。泽东对此表示轻蔑。然而，儿子与父亲在其他方面的相似又是惊人的。与当时其他青年叛逆者不同，泽东没有忘记他的家庭，他与家里的人保持着联系，并得到他们的多方帮助。他说他的家里人是“普通的人”，他们和他一样面对着总的不公平。［23］
泽东在家时的作为也没有走极端。他常常向父亲妥协，他接受了痛苦的“婚礼”，他没有丢下农活去参加哥老会，他在韶山的大部分岁月都是信佛的，当他离开韶山时，他仍然忠顺朝廷。
在韶山东边不远的地方有另外一个少年张国焘［24］，他和毛泽东是同时成长起来的，后来也成了中国共产党的上层人物。年轻的张国焘与他那位富有的受过良好教育的父亲相处很好，然而他也成了一名叛逆者。［25］
在泽东的生活中，他的家庭和南岸私塾不是偶然遇到的让人压抑的牢笼，它们只是更为庞大的中国社会森严的等级制度的缩影。
是的，泽东从8岁就开始厌恶儒学。他曾回忆说：“我的‘大部分同学’都讨厌这些经典。”［26］
这位16岁的青年在历史变迁的特殊时期，成了一位典型的中国式叛逆者。他不是神经病患者，他对于他父亲所代表的社会制度的猛烈抨击要多于对他父亲本人的指责。他走上造反的路是经过权衡的。
]]>在泽东看来，《水浒传》里的故事正在他的家乡重演。他听别人把彭铁匠称作“土匪”，在激动人心的小说里，农民起义领袖宋江也被称为土匪。同时，和历史上经常出现的情况一样，群山成了庇护所。泽东和这件事还有另一重渊源，他后来回忆说：“在我们的心目中，彭铁匠是第一个农民英雄。”［16］
不久，毛顺生也成了被造反的对象。
在泽东17岁那年，时值青黄不接，韶山发生了粮荒。一双双饥饿的眼睛都在盯着商人和地主们的粮仓，挨饿的人们喊出了“吃大户”的口号。毛顺生这个“大户”很难幸免于难，在饥饿袭击韶山时，他居然还往长沙贩卖粮食。愤怒的村民拦截了他的货船，把粮食抢个精光。［17］
“我并不同情他。”［18］泽东谈及当时暴跳如雷的父亲时说。他形成了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他那令人厌恶的父亲是旧中国不平等社会秩序在当地的捍卫者。这位少年注意到他的父亲越来越富有了。他得出了一个可怕的结论：老头儿是中国自救之路上的一只拦路虎。
泽东对他父亲做出这种骇人评论的全部内涵是：“我学会了恨他。”［19］他已经把自己的少年生活与整个时代联系在一起。
26年后，毛泽东在回顾自己当时之所以没有完全支持暴动者时说：“但同时我又觉得村民们的方法是不对的。”［20］可能是看到自己家受到了攻击，他感到震惊，也可能他是在以这件事来验证他后来的经验，就是没有一整套政治策略而只有单纯的反抗是不会成功的。
到1910年时，在进一步求学问题上，泽东与父亲之间的争吵升温了。毛顺生打算让泽东到距韶山70多里的湘潭县城的一家米店当学徒。泽东对父亲的安排并没有强烈反对，他想，县城里也许能提供更好的机会，但他真正想的是到一个教授“外国的”课程的新式学校去读书。他悄悄地、有礼貌地向父亲谈了自己的想法，但是父亲只是哑然失笑，这伤害了泽东。在这之后，他与父亲有一段时间互不讲话。
在母亲娘家那边一些亲戚的帮助下，泽东在湘潭一个失业的法科学生家里自学了半年。尽管他迫于父亲的压力不得不重新回到韶山———或者也许是因为他在湘潭遇到了经济问题。但是这半年的读书和与别人争辩，加之他在湘潭的见闻，使得泽东已不再是父亲所期望的那种宝贝儿子了。
16岁的泽东为自己制定了稳妥可行的计划。他从母亲娘家那边的亲戚们和自己家的朋友们那里东借五块钱西借十块钱为自己的行动做准备。一天，吃晚饭时，他直直地看着父亲说：“我要到东山高小读书。”
“你说什么？”毛顺生发火了。他对付这位任性的儿子的最后一张王牌就是钱，“你是不是今早中了彩票一下子发财啦？”
泽东家里的人分成了两派：一派是他父亲（“统治力量”），另一派是他和母亲、二弟泽民以及长工联合在一起（“反对派”）。［11］
但是，“反对派”在策略方面发生了分歧。泽东的倔强和狡猾让温和的母亲感到策略上有些不妥。他有和父亲发生直接的正面冲突的习惯，母亲对此是不赞成的。她反对说：“这不是中国人的做法。”［12］由于受到所读的书的影响；同时，外边发生的事也冲击了素来平静的韶山，泽东对佛教的信仰日趋淡化，这使他母亲感到不安。
毛泽东的母亲文七妹。1919年10月文氏病逝，终年52岁。
在念书时，母亲是泽东的依靠，泽东也对母亲忠心耿耿。尽管他对她的爱没有减弱，但是随着他长成了一个成年的劳力，母亲对他的影响不如以前那样大了，特别是在韶山的最后两三年里。泽东当时是在同“中国人的做法”作战。
一个农民秘密会党哥老会的一些成员到毛家行窃。泽东在多年后回忆说：“我想这是件好事，因为他们偷到了他们没有的东西。”他这种大逆不道的观点不仅遭父亲反对，“我母亲也不赞成”。泽东承认说。
毛顺生有了一个对付他这个既好幻想又很倔强的儿子的办法，这种办法在那个时代是很典型的，他强迫14岁的泽东娶一个他给安排的女孩子。可怜的泽东吓呆了。他顺从地忍受着这种僵化而可恶的仪式，这个受惊的小新郎衣着整齐，规规矩矩地向每一位来客磕拜。但是他拒绝与这位比他大6岁的新娘圆房，他说他从未碰过她一个指头。［13］
泽东找到了一个更为广阔的精神和社会领域，因此他的思想不再局限在农村这一熟悉的世界之中。私塾给了泽东宝贵的学习能力。他像猫找耗子一样搜寻和阅读在韶山能找到的各种书籍。一本描写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威胁的小册子到了他的手里，几十年后，他还能充满激情地回忆起这本书的第一句话：“呜呼!中国其将亡矣!”他在回忆这个小册子对他的影响时说：“我读了以后，对国家的前途感到沮丧。我开始认识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14］
一本呼吁改革和技术改良的书———《盛世危言》，给泽东介绍了这样的思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本由具有改良思想的买办写的书让泽东深信：为了中国，他应该走出韶山，去学习更多的知识。
就在他从韶山的私塾辍学前不久，有一天，泽东和他的同学们碰到一群从长沙来的贩卖豆子的商人。［15］他们之所以离开长沙，是因为1906年的饥荒使长沙发生了大规模的抢米暴动，愤怒的人们把巡抚赶出了衙门。后来官方新派一名巡抚，又恢复了统治，接着就是一连串的流血事件，很多暴民被斩首示众，其首级挂在旗杆上，以儆效尤。
好几天里，私塾里的人们都沸沸扬扬地谈论着来自山外的这一惊雷般的消息。这件事使泽东终生难忘。泽东的朋友差不多都站在暴动者一边，但是，他们“仅仅是从旁观者的立场看问题”。对参加暴动的人们寄予同情，而没有看到这件事与自己的联系，“他们并不明白这同他们自己的生活有什么关系”。但是泽东看到问题的更深一层：“我却从此把它记在心上，我觉得这些‘暴民’也是些和我家里人一样普通的人，对于他们受到的冤屈，我深感不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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