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历史何以扑朔迷离
一段时间的历史，传闻失实者有之，因日久而湮没无闻者亦有之。但是像太平天国这样短短十几年的历史一再被人为地修改，古为今用的，却很少见。
首先借太平天国历史来“古为今用”的是孙中山先生。他当时公开号召同盟会员、革命志士宣传太平天国，宣传洪秀全，借以激发民气，推翻清廷。他首先以“洪秀全第二”自居，因此大家就以“洪秀全”呼之。他又褒称太平天国诸领袖为“民族英雄”、“老革命党”。1902年，他鼓励留日学生刘成禺搜集资料，写出一木太平天国史来。1904年成书，定名为《太平天国战史》，孙中山先生为之作序，交由日本东京祖国杂志社出版，作者署名为汉公。此书史实误漏之处甚多，史学价值是谈不上的，可贵之处在于公开反清，号召革命。
值得注意的是孙中山先生的序言中有这样一句话：“洪朝亡国距今四十年，典章伟绩，概付焚如。”也就是说，孙先生以为太平天国的史书与典章制度全被烧掉了，一点也没有留下来。由此可以证明，他对太平天国本身的史料丝毫未见，对洪秀全是个什么样的人，对太平天国推行的是什么样的制度，不甚了了。他推崇洪秀全，只不过是因其“起自布衣，提三尺剑，驱逐异胡”而已。
在孙先生的倡导之下，革命党人借太平天国史事宣传反清，一时蔚然成风。
革命党人为了宣传革命，推翻清廷，尽量拔高太平天国，拔高洪秀全，只取一点，不问其余，至于是否符合史实，当时根本不及考虑。例如章太炎所作《逐满歌》日：“地狱沉沉二百年，忽遇天王洪秀全；满人逃往热河边，曾国藩来做汉奸。洪家杀尽汉家亡，依旧猢狲作帝王；我今苦口劝兄弟，要把死仇心里记。”这种通俗易懂的唱词，对于鼓舞下层人民奋起反清，起了很大的作用。至于这种说法是否符合历史事实，势难兼顾。
由于孙中山先生曾经有过拔高太平天国的事实，影响所及，国共两党都有了肯定太平天国的思维定势。国民党认为太平天国诸领袖是民族革命的英雄，共产党认为太平天国诸领袖是农民起义的英雄。1949年以前，国民党政府一直认为太平天国是革命的，视之为革命前辈。其间虽然也有杂音——例如推崇曾国藩的“平乱”，大读《曾文正公家书》，但是在正式场合，从不贬低太平天国。1949年以后，新中国把金田起义的人物定为英雄人物、正面人物，只能歌颂，不得批评。凡此均对学术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十年浩劫之前，大家觉得对革命有功的英雄是该推崇，并无多大疑问；可是在十年浩劫中间，四人帮对洪秀全的吹捧，到了匪夷所思的程度。他们认为洪秀全是真理的化身，所作所为，绝对正确，无可怀疑。在太平天国中除洪秀全外，杨秀清是想篡位的野心家，韦昌辉是混入革命阵营的阶级敌人，石达开是分裂主义者，李秀成忠王不忠，是个大叛徒，一律该杀。好像除了洪秀全这个孤家寡人外，太平天国里再没有一个好人。物极必反，这种极端的说法引起大家极端的反感，大家被迫重新思考，难道历史上真有这样荒唐的事?于是在四人帮垮台之后对太平天国史研究工作重新开始的时候，听到的已经不是清一色的歌颂之声，各式各样的“杂音”都先后出现了：
1979年5月，在南京举行太平天国史学术研讨会时，有人提出太平天国也是一个封建政权，其封建专制的程度更甚于清朝。
1981年3月，在广州举行纪念太平天国起义130周年学术研讨会时，有人提出太平天国实行的是奴隶制，上层搞特权，下层讲平均。
1981年8月，在四川石棉举行四川纪念太平天国起义130周年学术研讨会时，很多论文都为石达开说话，认为石达开的出走应由洪秀全负主要责任。
1983年3月，在南京举行太平天国建都天京130周年学术研讨会时，有论文指责太平天国的《天朝田亩制度》是公开推行奴隶制，人民全无自由，生产不能发展，历史必然倒退。
后来的各种会议，对太平天国的批评意见逐渐增多。最有代表性的否定意见是一篇公开发表的对冯友兰教授的访问记，冯先生就否定太平天国谈了自己的想法。他说：“我之所以否定太平天国，因为太平天国是要推行神权政治。假如太平天国统一了中国，那么中国的历史将倒退到黑暗时期。”他又指出：“有人说，太平天国建立的是农民政权，这无论如何是不对的，中国在历史上未曾建立过农民政权。”他还说：“否定太平天国必然为曾国藩翻案，为曾国藩翻案必然否定太平天国，可以说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在大陆史学界对太平天国的看法逐渐发生变化的同时，台湾史学界也有类似的情况。
总而言之，太平天国历史的记载为什么严重失实。是由于以下这样一些原因所造成：
一、一百年来，许多政治家为了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一再拔高太平天国，借宣传太平天国史事来为政治服务，每每只取一点，不问其余。
二、史学家本有秉笔直书，追求真理，澄清史实的责任。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也难免受到政治环境的影响，不能畅所欲言。或者是虽然说了，却得不到重视。
三、一般群众对于历史知识不甚了了，只好相信书本，以讹传讹，弄假成真。
近二十年来情况有所转变，对太平天国批评、指责的声音已经从无到有，从少到多，这是因为：做学问的环境相对宽松；逐渐开展的对外学术交流，特别是两岸的学术交流，有利于互相切磋，探讨太平天国历史的真相；特别有利的是，近年来陆续发现一些珍贵的史料，有的来自国外，有的来自民间。这些史料是揭开太平天国历史真相的铁证。孙中山先生当年认为已经“概付焚如”的太平天国典章制度，绝大部分都已发现。
作为学者的马克思在前后不到10年的时间里，对太平天国产生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就是明显的例证。
1853年，马克思听到太平军胜利进军的消息，万分高兴，寄予热切的期望，想像以后东方会出现一个崭新的中国。他在《国际述评(一)》中说：
“世界上最古老最巩固的帝国八年来在英国资产者的大批印花布的影响之下已经处于社会变革的前夕，而这次变革必将给予这个国家的文明带来极其重要的结果。如果我们欧洲的反动分子不久的将来会逃奔亚洲。最后到达万里长城，到达最反动最保守的堡垒的大门，那么他们说不定就会看见这样的字样：
中华共和国
自由，平等，博爱
可惜太平天国太不争气，使他完全失望。1862年，当他知道了太平天国推行的各种暴政之后，又说出了如下的话：
“除了改朝换代以外。他们没有给自己提出任何任务。”
“他们给予民众的惊慌比给予老统治者的惊慌还要厉害。他们的全部使命，好像仅仅是用丑恶万状的破坏来对立停滞与腐朽，这种破坏没有一点建设工作的苗头。”
“显然，太平军就是中国人的幻想所描绘的那个魔鬼的inpersona(化身)。但是，只有在中国才能有这类魔鬼。这类魔鬼是停滞的社会生活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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