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要忘却的纪念
在巴金先生逝世的时候，我一直想写一点相关纪念巴金先生的文章，因为一些往事随着时间的消逝，而将要淡忘。在我们这一代人中，有些事恰恰是不能淡忘的。
记得是1980年前后，发生了自文革结束后出现的，在中国文学界、思想界，后来演变为政治性质的，影响和分岐均较大的几件事。
一是当年由《解放军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批判《苦恋》引起的轩然大波，刚刚得到平息。南京有两篇文章又构成了“严重政治事件”，一篇是江苏《雨花》杂志主编顾尔覃的《也谈突破》，另一篇是应学犁、孙辉的《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后期的几个理论问题》。
这二篇文章被认为是对抗党中央的“严重资产阶级自由化”。有人打小报告，说顾尔覃有三个“突破”：第一，政治上突破四项基本原则；第二，文艺理论上突破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第三，突破体验生活的领域。胡耀邦一听就说：“这是严重政治事件。”江苏省委兴师动众搞起了批判。有人为顾尔覃辩护，说是批判不合原意。耀邦看了文章，发现顾尔覃所说的意思是几个方面都要有所发展，“突破”不过是文学字眼。他立即给中共江苏省委打电话，改正以前的说法，还要求转告顾尔覃：“不要背包袱。”象耀邦这样敢于向下级承认错误的，并不多见。
而当时的中宣部却对这二篇文章持截然相反的意见。1981年4月18日，中央宣传部《给江苏省委宣传部的电话稿》要求对《南京大学学报》的文章进行处理。“现将乔木同志和我们的意见告诉你们”：“这篇文章的观点是违反四项基本原则的，已经超出了百家争鸣的范围。”还说“这并不是一两个人所特有的观点，而是当前理论界部分同志中存在的一种思潮”。随后，中央宣传部的《宣传动态》又发挥了“乔木同志的意见”，写成“专论”，题为《对违反四项基本原则的错误观点应进行适当的批驳》。4月27日，北京市委宣传部转发了上述中央宣传部的文件。5月11日，北京大学党委又转发了中央宣传部和北京市委宣传部的文件。各地都要求层层落实，照此办理。当时理论界出现一片紧张空气。
我是在听传达中央文件的过程中，知道这些事的，同时还得到确切的消息：顾尔覃已被免去《雨花》杂志主编的职务。
二是赵丹逝世，和流传出赵丹死前二天讲的真话，并表示这些话，过去不能讲，将要死了，讲也无所谓了。
讲话的内容，当时《人民日报》五版发表了的他的文章：《管得太具体，文艺没希望》。这篇文章被看成赵丹的临终遗作。
讲话后被《地狱之门》一书中收录。那是1980年10月8日，即赵丹去世的前两天所口述。
赵丹说：“如果管文艺管得太具体，文艺就没有希望。‘四人帮’管文艺最具体，连演员身上一根腰带、一个补钉都管，管得八亿人民只剩下八个戏，难道还不能从反面引起我们警觉吗？”他还说：“文艺创作是最有个性的，文艺创作不能搞举手通过……”
赵丹文章还说到“外行领导内行”的问题，提出“为什么要死死拽住那么多非艺术干部来管住艺术家们呢？有些非艺术干部在别的工作岗位上也许会有所作为的。可是，如今那么多‘游泳健将’都挤到一个‘游泳池’里，就只能‘插蜡烛’了”。
赵丹死的不是时候，讲的几句话更不是时候，挨批是绝对的事！
以上的几件事，终于最终形成了八十年代初、中国在思想政治界开展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运动，并同时终结了当时被称为改革派形象的某领导人的被迫下台。
中国的事历来就是这样，一件事，只要某大人物给定了性，除了可以有赞成的话语以外，不同看法是没有发言资格的。
偏偏在这个时候，巴金出来说话了，巴老盛赞赵丹是“第一个敢讲真话的人”。
这就是巴金！这就是一直历来提倡说“真话”的巴金！
据说，巴金一发言，立即把批判赵丹的声音镇住了不少！
现在，巴老已经离我们而去，写这篇文章的目的，是纪念“讲真话”的巴金，是纪念不为高压而讲违心话的巴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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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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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论人：索是
2007-01-20 04:1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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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你一个问题：毛泽东为什么三番五次的说“文化大革命”是一次“演习”？如果对此没有深刻地研究和理解，怎么可能讨论文化大革命呢？如果你真正研究并理解这两个字的含义，就开始入门了。巴金错了，老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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