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隔不远的一所中学挑选代表的情况基本是大同小异。
这种现象的发生，激怒了众多的学生，除了闹到工作组那里以外，隔壁中学里就有几个人，通过县里的文革办公室死缠硬磨，从另一种渠道，竟也到了北京！
1966年9月15日．自行到北京的这批学生，和着各地工作组选派的红卫兵代表，终于在天安门广场上受到了毛主席的接见。
这是毛主席的第三次接见红卫兵，相关报道刊登在人民日报上，标题是《毛主席又一次接见百万革命小将》。
其实，这种接见，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他们中有人后来悄悄的在私下说：“那天，我们离得远，没办法分清是谁，不知道毛主席站在哪里？只隐隐约约的见到天安门城楼有好多人。另外当时的长安街上人挤人，被人流不由自主的给推了朝前走，只有耳朵里听到有人说是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了我们。”
这几个人回来后，立刻引发了当地学生们一个大串连的热潮。动作快的几个人一商量就走了，慢的人也在10月初陆续出发。几个同学催我同去串连，我心里也急，无奈母亲坚决不同意。母亲反对其实有她的道理，一是我年龄尚小，从未出过县城以外的地方，实在让人放心不下；二是家里很贫苦，虽然只向母亲要5元钱，但家里就是拿不出。
我家是个多子女家庭，有兄弟姐妹七个，除了大姐出嫁，大哥参加工作，剩下7张嘴仅靠父亲一个人工作养家，当时的工资是40.50元，生活过得很艰难。1965年，父亲到龄退休，工资变成了26元多，生活一下子变得更加窘迫起来。解决的办法，先是让二哥去跟人学徒，有了个吃饭地方；接着65年下半年让二姐下乡插队当知青去，又少了张吃饭的嘴。到1966年的时候，家里最大的孩子就是16岁的我，下面还有一个弟弟，一个妹妹，父亲的26元的退休工资要养活5个人，而且父亲长年患病在床。可以想象出来，我家的生活是多么艰难！要知道，当年我们家一个人一个月的生活费仅摊到5元多钱啊！想去串连向母亲要5元钱，母亲怎么拿得出呢？
而我当时幼稚，根本就没朝这个方面去想，只是一个劲儿地思考着如何去大串连，怨恨母亲不理解、不支持。
十月中旬的一天，那天是与同学约好出发的日子，我决心走了，那怕身上一分钱也没有。隔夜向母亲讲了我们的打算的时候，母亲没说一句话，不支持，也没反对。中午吃饭时，母亲不在家，也不知道到哪里去了，我匆匆的吃好饭，收拾好简单的几件洗漱用品，准备出发。
走到门口，我家的门口是一条商业街，虽然不繁华，但也人来人往的，这时听到了一声“XX伢，等等！”啊！是母亲的声音，是在叫我！只见母亲从街的那一头快步的走到了我的面前。
“有什么事？”我的心中充满了疑惑。
母亲一句话也没说，伸手解开我的罩衫上中间的扣子，又伸手解开我穿的棉背心的中间的扣子。这件背心很有些来头了，它是我父亲结婚时做的一件长袍子，那个年代时兴穿这种衣服。后来，改做了件短大衣，由大哥穿了几年。再后来，又改做了件棉袄，给二哥穿了几年。待到我好穿的时候，破的地方已经很多，实在没法再做棉袄了，就改成了一件背心。当年穷，布票又紧张，差不多的人家都是这样，老大穿了老二穿，老二穿了再给老三穿，就象传接力棒似的。
母亲小心冀冀的把手伸到背心的反面解一个扣子，啊！我的背心那里多了个暗袋，还有暗扣可以扣住！肯定是昨夜母亲待我睡了后，为我加缝的一个暗袋。只是我马虎大意，今天早上穿衣服时竟没发现而已！
母亲从自己的衣袋里掏出了5元，还有一些粮票，折合成很小的方块状，塞进暗袋之中，再重复着把扣子一一扣上。
我知道家里没有钱，母亲从哪里去借来了5元钱？
我抬起头，看到母亲开始苍老的脸上，皱纹已经爬上她的额头，青丝中已有缕缕白发。我发现母亲的眼里已经饱含了晶莹的泪花！母亲没有哭，在对我说了句：“路上自己小心！”的话后，回头就走了。
啊！母亲啊母亲，在这之前，我的心中还在抱怨你，谁知你已在悄悄地做着支持儿子的事。家里这么穷，你还要千方百计的去借了钱为我成行。
那一天，那一刻，我真想放声大哭一场，但我没哭。未了，我拭干了眼角的泪花，带着母亲给我的5元钱，走上了大串连的路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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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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