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第一次母亲对着我流眼泪是在1966年的10月，当时是为了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进行革命的大串连，而向母亲提出要串连去和向母亲讨要一些钱而引起的，那一天，那一刻，那情那景，刻骨铬心，永生难忘。
深秋的江南，是一年中最美好的季节，阵阵秋风中带着丝丝的凉意吹过，沁人心肺。学校里的枫叶开始转红，椿叶透黄，影衬在常绿树的翠绿中，煞是好看。风吹过后，便夹杂着几片枯叶飘飘扬扬的随风落去。
本来由于文革的开展，使得学校里停止了正常上课，也停止了放暑假，但学校里依然是人来人往，甚至显得比过去读书年景还热闹些。所有的墙壁上贴满了批判“三家村”的大字报，显现出一派文革所特有的气象。正如1966年8月8日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并通过了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条文件里，非常明确地说的那样：“一大批本来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闯将”，以及在全会开会期间的8月10日下午，毛泽东又亲自来到中共中央接待站，对前来庆祝《十六条》的群众（包括红卫兵）代表说：“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那时的青年学生，充满了对毛主席的无限崇敬，无限热爱，毛主席所有说的每句话都立刻变成了青年学生的不折不扣的实际行动，所以，学校里的文化大革命搞得轰轰烈烈，很象一回事情。
然而待进入十月以后，到学校来的学生越来越少，校园里竟日渐一日的开始冷落起来，其中的原由就是：大部分学生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实行革命的大串连去了。
我和几个要好的同学也商量着要去革命的大串连，当时的目标很明确：到北京去，见伟大领袖毛主席。但回家和母亲商量，得到的答复却是既不同意也不支持，我陷人了一筹莫展的苦脑之中。
激励我们去进行革命大串连的除了有毛主席发出的号召以外，更直接的因素是隔壁中学的几个血气方刚的胆大的学生在9月份串连到了北京，并得到了毛主席的接见。
当时的情形是这样的：
1966年8月18日，首都举行有百万人参加的“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大会，参加这次大会的主要是北京和全国各地的青年学生。
从现在披露的材料中可以看出，庆祝大会召开之前，毛泽东并没有出席这次大会的打算。当他得知参加大会的多数是红卫兵时，临时表示要出席这次大会。他出席大会的主要目的，就是见一见红卫兵，并以这种形式显示支持当时的学生推动文革的开展。他还要求工作人员为他准备了一套绿军装。这是建国后毛泽东首次穿军装。这个举动带有深意，说明毛泽东要直接管军队，还说明毛泽东鼓励军队要支持红卫兵造反。
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的消息传到我校后，我们都跟着激动起来，有人甚至还流下了激动的眼泪。
1966年8月31日，毛主席在天安门上第二次接见了红卫兵。
这一次，毛主席接见了外地红卫兵和革命师生大约50万人，正式肯定了大串连。中央决定，让全国各地大学生的全部和中学生的一部分代表，分期分批到北京来，支持他们进行大串连。
“到北京去见伟大领袖毛主席！”是当时我们共同的心声，全国开始掀起大串联的高潮。
有了这个中央通知，各地开始积极行动起来。我校也分配到几个赴京的名额，大家眼巴巴地等着驻校的工作组揭示上北京的人选。谁不想去呢？北京是共和国的首都，是毛主席居住的地方，接受毛主席的检阅是莫大的光荣和荣誉！
待工作组公布名单，大家都傻眼了！几个人选都是除了是三代以上成份绝对过硬的工人、贫下中农出身的子女外，并不是大家心底里想象的成绩优秀或平时表现突出，大家一致公认的优秀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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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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