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耀富偷着到北京去的1970年7月，正是林彪处于人生政治生涯的巅峰时期。
1969年4月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 大会主要议程是：
一、林彪代表中共中央作政治报告；二，修改党章；三、选举党的中央委员会。
林彪所作的政治报告，是由康生、张春桥、姚文元起草，毛泽东亲自修改定稿的。报告对文化大革命的准备、过程、斗批改、党的整顿与建设、中国与外国的关系等问题作了说明。报告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作为社会主义革命的指导思想和文化大革命的理论依据肯定下来，使文化大革命的理论与实践合法化。
报告首次将以阶级斗争为中心的指导思想规定为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规定了斗批改的任务。报告夸大了世界大战的危险性，提交大会讨论的党章修改草案，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了错误的阐述，片面地规定了党的性质和任务，把林彪作为“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写入总纲。大会一致通过了林彪代表党中央作的政治报告和党章。
由此牢固地确立了林彪是共和国名正言顺的副统帅、副主席，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当然接班人。并开创了“在党章中指定党主席的接班人”的历史先河。
而林耀富对政治上的事历来知之甚少，当然更不会理解中国政治风云的变化多端。他一心一意的想法就是通过此行，能获得本家爷爷的认可，并由此得到些实则性的利益，改变改变贫困的生活就心满意足了。
下了火车后，偌大的北京城，熙熙攘攘的人流车流，把林耀富弄得竟不知所措起来，往哪里走？到什么地方去找人？无奈之际，他想起了父亲常对他讲的一句话，“嘴巴勤快有路走”，是啊，何不问人指路呢？
林耀富就这样轻而易举的便找到了中央军委林彪的办公地点。站岗的警卫当然的不让进，任凭林耀富怎样说明、解释都不起作用。直到“林办”的一个工作人员出来，听了林耀富诉说的来京事由，又看了他带来的从林氏家谱上摘录下来的与林彪有亲属关系的资料后，便进去请示汇报。
一会儿功夫，该同志出来，对林耀富说：“首长很忙，你不能进去，有什么事情可以写信提出。现在由解放军某招待所的同志负责接待你，请稍等一下，他马上就来。”
我插话问林耀富：“林办你没进去？没见到林彪？”
“没让进去，也没见到”林耀富回答。
“林办的人是向林彪汇报请示的吗？”
“不知道。”
我估计该同志是无法直接面见林彪本人的，可能仅仅是向“林办”的负责人作请示汇报。有资料显示，文革中，领袖们的故乡亲属们，当时到京探望的现象特别多。而就林彪而言，怕光怕风，更是作为轻易不愿见人的最好借口，况且又是这样的一个无名小辈亲戚。
“别人传说你见到了林彪？”
“连门都没让我进去，哪里能见到？”
其实，我完全相信林耀富没见到林彪，从今天已公开的资料中，可以看到，在林耀富到北京后的不久，即1970年8月23日，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在江西庐山开幕了！
林彪在这次会议上提出了要设国家主席的发言。
而毛主席看出了关于设国家主席的企图，为了挫败林彪夺权的计划，毛泽东决定从陈伯达开刀。
8月31日，毛泽东写了《我的一点意见》。毛泽东说：“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创造历史，人的知识是先天就有的，还是后天才有的，是唯心论的先验论，还是唯物论的反映论，我们只能站在马列主义的立场上，而决不能跟陈伯达的谣言和诡辩混在一起。”毛泽东要求大家“不要上号称懂得马克思，而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那样一些人的当。”并把林彪一伙的这次表演形容为“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
也就是从这次会议起，林彪失去了主席对他的信任，由此逐步从权力的巅峰开始下滑，直致“九、一三”事件暴发，彻底身败名裂为止。当然，这些内情，只是全国人民不知道，林耀富不知道而已。
林耀富到招待所的第二天，有专人陪同游览了北京的郊区，长城、十三陵等；第三天又陪同游览了天安门、几个博物馆等；所有的住、吃、游等等费用全免。第四天早上，工作人员送来了火车票，和一封附简短内容的信，外加20元钱和一点粮票。并把林耀富送到了火车站，结束了事。
我又问起从北京回来后公社叫了去的情况，林耀富说：“当时我也象今天这样说了一遍的，只是他们反复查验了信封和信纸。”
从我所了解到的公社当时对此事的判读是，由于无法甄别林耀富与林彪的亲戚真伪，不作结论，进行冷处理。而当地的群众见公社这次没有否定林耀富，没有说他是招摇撞骗，那肯定就是真的了。起码与第一次叫到公社去的情形一个是天上，一个是地下。传遍四乡八镇属于再正常不过的事，人们开始对林耀富刮目相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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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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