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1212的博客

对知青上山下乡相关问题的一些思考（四）- -

                                      

                                                               四、走出黄土地

当知青在七十年代未开始大返城，离开了黄土地，又重新回到了历史的出发点后，人们禁不住要问：这一切倒底是谁扭转历史的？

在已公开的档案、文件、资料中可以查证到当年的知青的大返城是各种因素，既有直接的因素，也有间接的因素，共同的合力导致了知青大返城，共同的合力扭转了历史！可以说，是历史抛弃文革、将要开创未来的一种必然选择！

我们不能忘记1974年李庆霖写给毛主席的告状信，虽然李在信中仅仅反映了他作为知青家长的忧虑和无奈等等；虽然这封信并没有直接导致知青问题的全部得到解决。但无论如何不能低估这封信给当时整个社会带来的震动！

我们还可以从毛的复信中，“李庆霖同志，寄上300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了了数语中透露出来了信息加以分析：

“全国此类事甚多”，说明毛已经粗略的知道了知青们在农村的艰难情况，认可了知青的事，“好心”并没有办成所谓的“好事”。知青中存在的问题确实让他伤神、伤心。

而后面的“容当统筹解决”则是明显的是力不从心的应景之言。当时的文革，发展的方向已不受他控制，打倒了一个刘少奇，全国并没有太平，林彪事件、四人邦等诸多的难题出现，已经让他焦头烂额。想要“统筹解决”只能是一个心中的美好愿望而已。

1976年2月，毛泽东再次在一份反映知青问题的信上批示“知青问题，宜专题研究，先作准备，然后开一次会，给予解决。”可是，直到他老人家逝世，也未“解决”。

而知青问题终须解决，则是任何一个高明的政治家在治国方略中一个不可忽略的重要问题之一。

我们还不能忘记的是在云南的孟定农场中，以四川知青为代表，当然也包括北京、上  海、昆明等地知青 们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举——罢工绝食抗议！

下面摘录知青董浩写的《 庚戍三十年祭 》其中一段话：
某天，分场广播站突然广播通知：“明天，国务院‘知青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中央农业部副部长赵凡亲临我农场，召开慰问全体知青的大会，届时分场有车送大家……”
这当然使知青们兴奋起来，“‘知青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农业部副部长赵凡要 来？”虽然知青们知道赵凡的到来无非是当“消防队”，但“搞大了”，“有希望了”的念头还是在胸中涌动，大家奔走相告着喜讯和疑虑。
场部大操场上坐满了黑压压的知青，主席台好象一座孤岛，又像一条小小的舢板，被知青的汪洋大海包围着，显得十分渺小。前几排的知青显然是有组织的， 他们穿着白衬衣，曾经无比自豪的头颅上缠着白布条，屈辱地低垂着，直挺挺地 跪在沙砾地上，仔细看才能发现他们的膝盖部都在渗血，这种下跪已失去了本来 所具有的哀求的色彩而变得具有强烈的示威和抗议的精神，当年叱咤风云的红卫兵低下了藐视一切的头颅，显得十分绝望和悲壮。高音喇叭一遍遍地播送着已故的毛主席10年前的语录：“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我们又算‘知青’了？不算‘农工’了？”人群中不时传出揶揄的嘲讽。
居然惊动了国务院“知青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农业部副部长，知青们由衷地感到自己的力量和失落已久的自尊……赵凡出来了，当他看到前几排跪得膝盖渗血的知青，应该说对他的震撼是巨大的，他立刻过去搀扶起他们，向他们、更向全体知青深深地鞠躬。
“知青同志们，我们来晚了……”这话一出，立即引来许多知青，特别是女知青的恸哭。接下来就是说他也有子女当知青的，他是可以理解知青的，等等。以及空洞无力并无新意的说教，赵凡在台上只是扮演了传声筒的角色。
于是“对抗”升级了，前几排知青有的咬破手指在白衬衣上写下“我们要回家”的血字，有的进入预先准备好的地方开始绝食。群情激愤的知青开始骚动，人群中有人向台上扔石块，这是农场当局和“中央调查组”始料不及的，自然，主席台上的人在场部“警（卫）通（讯）排”全副武装的保护下，撤入场部。慰问全体知青的大会就这样不了了之了。我想，这对于作为老一辈的党和政府的高级干部赵凡来说，应该是痛苦的，也是无奈的。别人怎么看，我不知道，我以为至少赵凡是同情我们知青的……。

要知道当时虽然已经粉碎了“四人邦”反党集团，宣布了“文革”的结束，但“左”的思想还在，“二个凡是”派的势力依然猖厥。在1978年的10月，万众瞩目的国务院“知青工作会议”又一次召开了，此次会议的背景是在打倒“四人帮”后，国内各个领域都在开始拨乱反正、落实政策，而知青是个很敏感、牵涉到全国千家万户，可以说是事关全国是否安定的问题。因此，可以认为此次会议是上山下乡运动的转折点，会议明确地告诉全国人民：全员上山下乡运动结束了。今后中学毕业生的安排将遵从：“四个面向——即面向农村，面向工矿，面向部队，面向基层。”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如何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即老知青的去向问题。

但不得不承认，“知青工作会议”结束后形成《知青工作四十条》里的一句定性的话：在国营农场或生产建设兵团务农的青年学生，属于“农工”而不算“知青”，是大错而特错了！

这句话使农场知青产生感觉中是被出卖、被打入另册的感觉。

终于有一天“火山爆发”了。这次的引起全体农场知青愤怒，确有不同于以往之处，最终导致云南农场知青首先公开打出返城旗号，从而成为引发全国知青大返城浪潮的导火线！

因为这次的“知青工作会议”居然把农场知青聊以自慰的“知青”桂冠和唯一的祈盼——接受“再教育”的权利给“剥夺”了。因为“再教育”也是“教育”，是“教育”就有“毕业”的一天，可现在糊里糊涂地被“剥夺”了接受“再教育”的“权利”，这就意味着从一开始所谓“接受再教育”从根本上就是假的。

如今，这句话无疑让农场的知青懂得了必须背水一博，与其死，不如争！

“我们要回家！”是知青从心底里喊出的最后一句近似绝望的话！

值此，由云南农场知青的行动，带动和引发了全国知青大返城的浪潮，知青大返城的脚步象滚滚洪流，已经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阻止他们前进的步伐！

知青的大返城是属于历史的必然结局！

让我们今天依然仍须向当年云南农场中的知青致敬礼！

我们还不能忘记当年还有多少个象“建议终结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的张衍同志，极富正义感的赵凡同志，以及中央及相关各省、市的一大批老同志当年挺身而出，在关健的时刻提出愿意抓紧解决知青返城的问题。

在知青大返城的问题上，人们心中一直有个未解之谜，即查遍当年各级各类红头文件，从来没有那个文件中提出过必须全部解决知青的回城问题，只能用“病退”、“困退”，二退的证明才能回城。要知道，当年的知青下乡是轰轰烈烈，光光荣荣的，怎么到了今天才可以回城的份上时，却非得要持一份“病退”、“困退”的证明才可以回城呢？这个回城是不是象有点偷偷摸摸的，不那么光明磊落的样子？

在今天看来，可以理解了，因为受当时的环境和形势所制约，那时“二个凡事”派还把持着一部分权力，另外在公开的场合中，这么明显的、公然的否定毛当年在文革中创造的新生事物，似乎还不到火候。所以，涉及到知青问题的解决办法时，就只能用“病退”、“困退”二退的办法变相处理，或叫做曲线回城法处理。

如：1978年10月31日，全国知青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后发布会议纪要认为：
“今后一般不办理病退、困退，如果家庭和本人确有特殊困难，可以通过组织商调，分到新的工作岗位时，其待遇按调动工作处理”。这段话就十分含蓄、费解，已经“一般不办理了”，又同意家庭有特殊困难的，“可以通过组织商调”解决，实则上的意思还是用“困退”来解决知青的返城问题，后面的“待遇”则是隐隐约约的谈到了知青的“农龄”问题。

还有，在1978年10月全国知青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后，11月16日，云南七个农场的三万多知青参加了罢工，使工作瘫痪，生产停顿。12月7日，又成立了农场知青北上请愿筹备组，组织北上请愿团并到了北京。同时，罢工的浪潮席卷了云南全省。为此，1979年1月23日，国务院召开紧急会议。会议由副总理余秋里主持，出席会议的有王震、陈慕华、谷牧、王任重、康世恩及有关部门负责人。会议基本同意国务院知青办1月18日报送的《关于处理一些地方知青请愿闹事问题的请示报告》中提出的六条意见。这六条意见是：
1、把农场办成农工联合企业，适当提高工资，把知青稳定在农场。
2、参照以往办理病退困退的规定商调回城，由知青部门负责办理。
3、城镇职工退职退休后，可以由其子女顶替。
4、从农场参军的知青，退伍后可以回父母所在地安置工作。
5、城市招工时，允许到农场商调本市下乡知青。
6、上海郊区到农场的青年，可以允许回原籍社队。

在这次形似救火式的会议上作出的解决知青回城的办法，依然用的是“病退”、“困退”老办法，只不过又稍稍增加了一些新措施而已。

问题是，用“二退”的办法的确可以解决知青的回城问题，但如果那个知青无病或不困呢？能不能回城？还有，万一那个环节用“非病非困”的理由来阻止知青的返城怎么办？

幸运的是，为知青解决回城问题，在当年好象成了社会的共识，各级部门、各级领导个个心知肚明。请看后来公开的一份会议纪要：“1979年6月上旬，中央有关部门在云南省召集北京、上海、成都、重庆、昆明等市商讨如何落实国务院‘六条’精神时，昆明、成都和重庆代表很干脆，表示保证在六个月内，优先安置云南知青返城。但北京和上海采用了变通办法，同意走病退、困退这条路。”

因为中国的知青太多了，或许在这些各省的代表中，就有其子女或亲戚就是知青，他们也在农村中苦苦地等待着听到回城的好消息。

所以，在知青们开始需要打 “二退”的证明时，云南的相关单位甚至把公章系在了窗格上，方便知青们可以随时随地来盖印，甚至于晚上。（见邓贤《中国知青梦》）这种情况，在中国的历史上好象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堪称一绝！

我下乡的公社也有几百个知青，公社管印的文书是个难缠的角色，平时谁要是来盖个印总须审来查去，周折一番。但在知青们打“二退”证明时，只要把纸递上去，二话不说就盖印。

不用说明这个文书特爽快的原因了，因为他的老婆也是个知青！

下面再摘录末名所撰的《知青上山下乡大事记》里收集的部分当年各位领导、以及相关的文件中涉及解决知青问题的讲话或决定。从这些资料中，今天我们依旧可以看到当年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对解决知青问题客观公正的立场和态度，读来让人感到亲切，沁人心肺。也可看到那位“农民总理”糊里糊涂的治国观念，无奈的真情透白。
供参考：

*1978年10月，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在谈到知青上山下乡的问题时说：“社会上议论很多，四不满意是我讲的。知青不满意、家长不满意、社队不满意、国家也不满意。”

*直接分管知青工作的副总理陈永贵说：“知青工作很复杂，我们几个副总理一提起这事就头疼。知青问题几乎与共和国同步成长，由于其时间跨度大，涉及人数多，一直是个悬而未决的老大难问题。”

*1978年《全国知青上山下乡会议纪要》指出：1968年到1978年的十年知青下乡运动，“缺乏整体规划，知青工作的路子越走越窄，下乡知青中的不少实际问题长期未能解决。”这是对这场运动的总结。

*1978年二月十日　中共中央办公厅转发国家计划委员会《关于经济计划的要点》中提出：要按照“四个面向”的原则，妥善安排城镇知识青年。今后城镇新成长的劳动力，除了进学校、上山下乡、支援边疆和在城镇安排外，可以组织他们参加工业基地、大型水利工程和铁路的建设，用他们代替一部分民工。对于尚在农村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要切实解决他们的实际问题，使他们安心于农村。

*1978年三月二十八日　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在同胡乔木、邓力群谈话时指出，要研究如何使城镇容纳更多劳动力的问题。现在是搞上山下乡，这种办法不是长期办法，农民不欢迎。四川１亿人，平均１人不到１亩地。城市人下去实际上形成同农民抢饭吃。我们第一步应做到城市青年不下乡，然后再解决从农村吸收人的问题。归纳起来，就是要开辟新的经济领域，做到容纳更多的劳动力，其它领域也要这样做。

*1978年七月　党中央和国务院领导人多次谈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问题。基本思路是，在坚持上山下乡方向、稳定大局的前提下，着眼于少下乡或不下乡，逐步地从根本上解决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问题。

*胡耀邦同志在1978年７月３日同国务院知青办主任许世平谈话时指出：上山下乡这条路走不通了，要逐步减少，以至做到不下乡。这是一个正确的方针，是可能做到的。安置方向主要着眼于城市，先抓京、津、沪三大城市。国务院知青办根据胡耀邦同志的谈话精神，于７月９—１０日邀请京、津、沪三市知青办主任座谈，研究城市如何广开就业门路，逐步做到城镇青年多留城、少下乡的问题。
　　
*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陈永贵在1978年７月１３日听取许世平汇报后，纪登奎说，他们提出要区别对待，有的下乡，有的不下乡，能行得通吗？要坚持安定团结的方针，逐步调整上山下乡的政策，减少人民的负担是个大问题。原则上不搞插队。用办青年点的方式、工厂办农场的办法加以安排。把１０亿的安置经费装备他们发展生产，不搞零星补助。
　　
*主席在1978年７月１９日同胡耀邦谈话中提到知识青年问题时说，小平讲能不去（下乡）的可以不去，每年花２０亿，农民还不欢迎，和农民争饭吃。城市要想办法扩大就业门路。

*在1978年７月２１日国务院务虚会上，国家劳动总局局长康永和讲到上山下乡问题时，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说，每年国家、地方、企业要花２０余亿元（用之于上山下乡）。上山下乡的方向要坚持，但采取什么方法要确定。
国务院总理接着说，过去，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干扰破坏很厉害，搞城乡劳动力交流。我们国家这么大，对劳动力的安置完全采取一种办法不行。

*1979年十月四日　中共中央召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讨论１９８０年国民经济计划。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在会上讲话时指出，除了经济工作外，还有处理就业问题、上山下乡青年回城问题。这些是政治问题、社会问题、但主要还是从经济角度来解决。经济不发展，这些问题永远也不能解决。所谓政策也主要是经济方面的政策。比如知识青年问题，不从经济角度解决不行，我们解决这样的问题，要想宽一点。下乡青年过去一个人由财政部一次给５００元，现在如果一部分人在城市就业，不下乡了，是否可以把这笔钱用来扶助城市安排知识青年就业。用经济手段来解决这样的政策问题，该花的钱还是要花的，不解决不行，政策上应该灵活一点。

*1980年五月八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讨论教育问题时，总书记胡耀邦说，要把让城市青年上山下乡种地的办法改过来，要用其所长，不要强其所难。过去的办法是一举两害，现在要一举两得。过去那种方法也有点道理，粮食没有过关，要吃饭啊！要使城市知识青年下乡，必须采取政治鼓励和经济吸引相结合的办法。湖北招聘上海的退休工人，对提高生产技术水平很有成效，立竿见影，将来减少城市人口，可能要走这条路。
国务院副总理万里说，这个决心要下。像北京，我不主张再搞上山下乡了。北京、上海可以多办师范学校、医科院校，派教师、医生支援落后地区。支援落后地区的工资可以提高一点，这比拿大笔钱搞上山下乡划算。

*中央财经小组在1980年５月９日听取劳动工作汇报时，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中央财政经济领导小组组长赵说，在我国情况下，还不能全部就业。真正的人口问题，不是城市，而是农村。想叫城市人到农村去，根本行不通。根本问题是农民要减少，过去想把城市的负担叫农村来负担，今后城市和农村各负担各的。过去一讲城市人口多了，就想往下边安排，到郊区也不是长期办法。有些工业必须吸引农民劳动力，农民劳动力没去处是个大问题。

*1981年10月　国务院知识青年领导小组办公室起草了一份《二十五年来知青工作的回顾与总结》，对这场运动的起因、发展、失误、教训等若干重大问题，提出了基本看法：
第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５０年代，根据我国人口多、底子薄、就业难的国情提出来的，是我们党解决就业问题的一次大试验。它不是“文化大革命”的产物。
第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本来是一个就业问题，但是在“文化大革命”的１０年中，当成政治运动去搞，指导思想偏了，工作上有严重失误，造成劳民伤财，人民不满，也损坏了上山下乡的声誉。

- 作者： 501212 访问统计：　2005年06月16日, 星期四 21:53 加入博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