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艰难的知青返城之路
在对知青上山下乡相关问题进行思考时，尤其不能忘了当年对老三届的政策：一刀切——一个不留，全部下放到农村！不需要同你商量，也不容你去讨价还价，同意到农村去就是绝对真理。
但世上的事情没有“绝对”二字，还是偶有敢于碰硬（或叫“撒赖”？），或作特殊照顾，不须下放的个案。
有这么二件事：
其一是在我同城有一个低一届的女同学，她的哥哥姐姐分别在1964年和1965年下放到了农村插队务农，当年居委会在做动员工作时，信誓旦旦的向他家宣传党的政策，“一家人中已有二个兄妹下放到农村的，第三个子女可照顾不下放”。所以，当68年一刀切，所有毕业的三届学生全部下放的时候，她坚持了不愿意下放，因为有承诺在前啊。来做动员工作的居委会干部还是上次来的那拨人，原来说过已下放了二个子女的人家，第三个可以照顾，现在的政策竟是一刀切，也觉得难以开口！面对她的坚持不肯下放，相关居委会干部实在感到无计可施。
最终，这个女同学没有被下放，但后来却遭尽了无法就业的罪。居委会怕影响今后的知青下放工作难做，学她的样后怎么办？又怕已下放的知青上来捣蛋，所以一直不敢安排她的工作。由于生活的窘迫，最后，她只能帮人家倒马桶，维持着艰难困苦的生活。
当79年知青大返城，全部安排就业时，她又轮空，因为不是知青，不在照顾之列。最后，她通过各种关系，总算设法谋得了一个工作。后结婚、生子、下岗，如今已退休，城里的商品房买不起了，就到周边的郊区买下了农民弃而不用的房子，价格极便宜，苦度余生。
想来也好笑，一个当年不肯下放到农村去的人，如今反而买房子主动地住到了农村，沧桑之变，让人叹息！
另一件事是，1969年秋，在我下乡的公社，不少人在传说供销社新分配来了一个人，原先也是个知青，因为是潘汉年的侄女，故照顾不下放，安排参加工作。潘汉年是邻近隔壁公社人，相距不过几公里，而且是在一个区的管辖范围内，所以可以称作为故乡人。潘家的三杰（另二人是潘夕年和潘梓年）当地老幼早就耳熟能详，评价较高，虽然早已打倒。如今潘的侄女分配来这里，知青们都感觉到新鲜，于是相约赶了去看看这个人。
在供销社的文具柜，一个二十岁左右的小姑娘，看起来人长得又瘦又小，发育迟缓的样子。我们都没见过潘家三兄弟，所以在故乡人的心目中，虽然潘汉年五十年代就被打倒，潘梓年（原新华社总编）英年早逝，感觉中的形象应该是魁伟，威严，绝不是这种弱小的样子。
后得知，当时有关部门在处理到潘汉年的一个侄女，也在这次老三届下放的范围内时，感到不好把握，于是这个问题逐级上报，后经中央有关部门发话：“应作照顾”，所以没有被下放，安排了一个相应的工作，于是就来到了我们这个公社。
后来时间不长，她就被调离他处工作，据说是生活作风不好而调动的。笔者所了解的实际情况是：她谈了个恋爱，出现了未婚同居的情况，被发觉，处理后调走了事。
唉！那个年代，那些个荒唐的是非判别标准，不知害了多少人哪！
七十年以后，差不多年年都有大量的应届毕业生继续源源不断的下放到农村去，能安排工作留在城市的仅仅是少数人，而在下放与留城之间，共和国催生了后果极坏的走后门等不正之风。
１９７１年２月国务院知青办出台政策：“规定下乡两年以上知青可作为招工对象”。而实则上各地从七0年起，便开始有少量的所谓表现较好的知青可以抽调回城，而在“由谁回城”之中也暴发了走后门等不正之风，并且是在全国各地漫延，老百姓是深痛恶绝，没后门可走的留在农村的知青更是反感情绪高涨。
在提前回城的部分知青中，除了有部分走后门等不正之风外，还有少数地方的领导干部的不正之风猖厥到不惜偷梁换柱，把自己的子女冒充知青上调城镇，并得到了工作安排的现象。
我地就有一个现成的例子，职工Z，世代在农村务农。其兄是当时的大队书记，叔叔是公社的农技术员，其父在公社食堂里烧饭。当时他所在的大队下放了不少知青。七0年上级给了他们大队二个知青的回城指标，全家人便紧急动员起来，四面出击，八方润滑，金钱开路，最后这个冒充知青的行径竟一路绿灯，顺利的通过各级的审批。
为遮人耳目，大队把另一个指标确确实实地安排给了一个正宗的知青，混合了一同上报。
该职工66年小学毕业，由于文革的缘因，中学的书一天未念，名义上算是70届初中毕业生，但知识却一点没学到。他冒充知青走后门成功后，不仅弄了个城镇户口，还安排了一个工作。论理，应该低调做事做人了吧，而此君却偏偏相反，到处炫耀家族本事大，路道多。气得知青们直骂他“作了孽”！“不知那个知青倒了霉”！更让人不可理解的是仅仅短短的数年后，他便对生他养他的农村、农民们不屑一顾，竟称呼自己的父母为“乡角子”（当地方言，意即低人一等的农民）。
所以，纵观文革历史和知青运动，可以说，在知青问题上开始的走后门等不正之风，是文革以后，共和国官场开始腐败里的第一次大发作！尽管当时文革尚未结束。
我们查到了当年曾公开报道过的一些资料，现举一例：
“1973年8月国务院召开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周恩来特地要求把‘邢燕子、候隽找来，听听她们的意见，让大家看一看，这就是我们多年培养的上山下乡知青的典型。’从此，随着中央对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进一步重视和宣传力度的加大，对候隽的各种宣传也进入了最高潮。她先后应邀到北京、安徽、甘肃、陕西、等省市作报告：宣传上山下乡的大方向必须坚持。她在全国知青上山下乡工作会议上，她和邢燕子一起对知青的安置工作提出一系列建议，同时对‘走后门’不正之风提出尖锐的批评，她说：‘中央已三令五申不许走后门，可是实际上，那些口头上喊反对走后门的人就是走后门’，希望中央派个调查组下去检查，不说别的，光检查一下河北省委常委以上的干部，各有几个孩子，都在什么地方，有几个在农村的？她充满勇气的发言赢得广大与会代表的热烈掌声与尊敬。”
当时连大队书记都敢把自己的弟弟冒充知青上调回城，那么，县委、省委一级的领导的不正之风会做到什么样的程度，可以让人们尽管去形象思维吧。
福建古田的李庆霖，当年曾写信给毛泽东告御状，也深刻的揭露了开后门等不正之风对社会风气的败坏和对开后门的强烈不满。他在信中这么写道：
“......在我们这里已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中，一部分人并不好好劳动，并不认真磨炼自己，并不虚心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却倚仗他们的亲友在社会上的政治势力，拉关系，走后门，都先后被招工、招生、招干去了，完成了货真价实的下乡镀金的历史过程。有不少在我们地方上执掌大权的革命干部的子女和亲友，纵使是地富家庭出身，他们赶时髦上山下乡才没几天，就被“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需要”调用出去，说是革命干部的子女优先安排工作，国家早有明文规定。这么一来，单剩下我这号农村小学教员的子女，在政治舞台上没有靠山，又完全举目无亲，就自然得不到“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的需要”而加以调用了。唯一的资格是在农村滚一身泥巴，干一辈子革命而已。
面对我们这里当今社会走后门成风，任人唯亲的事实，我并不怨天，也不尤人，只怪我自己不争气。.......”
这些不正之风也是导致后来共和国在“西单民主墙”、“政治风波”等等事件过程中，屡屡被提起的，最能引起广大人民群众深痛恶绝的内容之一。
值得反思的是，这些开后门等不正之风几乎是文革开始后，一下子暴发性地出现在知青等问题上的，而文革中的“斗私批修”、“灵魂深处闹革命”竟没有在这些相当多的干部的思想里发挥作用？一到关健时刻，便“偶尔露峥嵘”，真也算应了毛泽东的另一句话：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这是文革的悲哀，也是远远地背离了毛发动文革的初衷。
所以，从七十年代开始的知青返城之路，虽然每年只有数量少得可怜的知青能“荣幸”先离开，但由于在绝对的权力没有得到有效的监督和有效的制约之时，走后门等不正之风的出现则是必然的。在走后门回城的过程中，还可以看到不少社会上常见的丑恶现象，集中表现在那些当权者和部分知青的身上。
由此而见，当年的知青的返城之路，注定将是一条艰难之路。
面对着这些恶劣的走后门等不正之风行径，知青们开始反思文革，反思上山下乡运动，反思极左路线的危害，反思当前的知青政策。如留城参加工作，可以不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也一样可以干革命，那么，知青的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从而才能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岂不成了一句空话？
随着71年的林彪事件的爆发，更是震憾了知青的心灵，一下子使知青觉得原来心中的偶象开始从神坛上走了下来，神圣而又伟大的形象逐渐开始破碎。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已经没有了判别的标准。
就是学习和批判所谓的“571”文件，相关红卫兵、知青的文字叙述，让知青们不仅丝毫没有听出到反动的东西，反而是感觉到象是切中了事弊，让这一代参加文革运动的和今天上山下乡的人，有“被人玩弄了”、“上了当”而必须遭受皮肉炼狱之惩罚的感觉。
原来的信仰没有了，失落感弥漫在白山黑水，边关海岛，大江南北的黑土地、黄土地、红土地上。共和国的历史上出现了最可怕的一段岁月！
今天想来，若干年后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引发的人们的思想第二次解放，实则上早在七十年代初就已经在这一代人中开始酿就！
艰难的回城之路，虽然艰难，但却是所有知青的希望所在。总有一天会“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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