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城市化进程中的悲歌
在二十世纪工业化革命引起的城市化加快了它的进程，人口急剧的向城市集拢，超级大都市在世界不少国家中开始初见雏形的同时，被建国以来几次大的失误，大伤元气的中国，除了城市化没有多少大的发展外，相反的还在六十年初和七0年代前后，二次的掀起了较大规模的城镇居民到农村去的高潮。
这是共和国发展史上的一次大倒退，实现四个现代化过程的悲歌一曲！
据１９７７年初，时任国家计委副主任的张衍，在经过深入的调查研究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课题中发现：城市的青年学生大批涌到农村，使我国农村本来就富裕的劳动力变得更加过剩，造成了人力资源的极大浪费！
调查中他还发现，城市学生由于各种条件的制约，首先是环境的影响，早已失去了初来农村时的热情，多数人不安心农村劳动，出工不出力，因而劳动效率十分低下；更有甚者，许多人由于失去了希望和目标，在农村自暴自弃，使知识青年实际上成了农村的一个新的负担；更为迫在眉睫的问题是，当时大批下乡知识青年都已经到了婚嫁年龄，但由于工作问题没有着落，又身在农村，多数人不敢结婚，这就造成了城市的家长和农村的知青在两个方面上人心躁动，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对于国家来讲，为了安置大批的知识青年下乡，每年要拨出大批的经费，有时年度计划高达数亿元。这些资金如果拿来办实业，可以安排几百万人就业。可眼下全部打了“水漂”。
综上事实，张衍得出结论：大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并不能给国家创造出什么效益，反而浪费了国家大批有限的资金，对国民经济毫无裨益。相反，再这样硬性维持下去，还可能会形成社会新的不安定因素。从政治上出发的所谓“再教育”，实际上成了一句空话，甚至是反话！这件事情实属得不偿失，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毛主席生前决定的大政方针，建议推倒此项政策，要冒巨大的政治风险。但是，他横下一条心，斗胆直陈。经计委主任余秋里批准，报告呈报到国务院。
由于报告写得有理有据，受到了国务院领导的高度重视，国务院和党中央专门开会讨论并批准了张衍提出的议案。
在这里请注意：
一：是“为了安置大批的知识青年下乡，每年要拨出大批的经费，有时年度计划高达数亿元。这些资金如果拿来办实业，可以安排几百万人就业。”
作为经济界的权威人士，一个国家计委副主任说的话应该值得相信，而“每一年花在知青身上的国家财政拨款如果办实业的话，可以解决几百万人的就业问题”，如用知青运动的十年拨款都用来办实业，那么完全可以解决所有上山下乡知青的就业问题。
如果，如果当时的决策者真的按张衍的办法去实施的话，那么，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将得提前多少年啊？真让感叹不已！
二、张衍提出的虽然仅仅是属于个人看法的相关知青问题的调查报告，但首先就得到了时任计委主任余秋里同志的批准，并同时“受到了国务院领导的高度重视，国务院和党中央专门开会讨论并批准了张衍提出的议案。”
值得注意的是，77年的国务院和党中央，总理和总书记虽然是华国峰，但领导共和国的实际权力，却已经悄悄的转换到了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党和国家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手中。换句话说，张衍同志的调查报告实则上是得到了以邓小平同志为首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赞同和批准。
读到这里，我们有理由为知青庆幸，因为十年的广阔天地生活将要寿终正寝，应该是知青离大返城的时间不远了。
本来，我们今天在思考知青上山下乡的相关问题时候，大可不必花时间去探讨城镇居民到农村去的问题，但其中二个因素与知青有关，不得不让我们再结合着好好思索一番。
其一，文革后的知青下放时的一个最高指示恰恰是与当时城镇居民的下乡有关。
请看当年的相关报道：
1968年12月22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预告，今晚将广播“毛主席最新指示”。
成千上万的中国人虔诚地守候在收音机旁，等待着聆听“毛主席的声音”。这次广播播出了《人民日报》将于次日发表的一篇报导及其编者按。这篇报导介绍了甘肃省会宁县城关镇部份居民到农村安家落户一事，其标题是“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
《人民日报》为这篇报导所加的编者按语引述了毛泽东10多天前的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收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的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的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
这就是文革时期毛泽东著名的“12.11指示”
毛的这一指示改变了整整一代城市青年和数千万城市家庭的命运。
其二，这二个时间段下放的城镇居民里和七0年前后下放的，还有一些是干部，其子女中有部分符合知青条件，故各级政府也把他们视作上山下乡的知青，同样，这批人也享受相关的属于知青政策待遇。
六十年代初的城镇居民下放，完全是源于三年自然灾害引起的当时的国民经济极度困难，而三年自然灾害则祸起千军万马大炼钢铁、盲目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即当年所谓的“三面红旗”。把政策失误说成自然灾害仅仅是外交辞令式的托词。到1962年，中央召开的“七千人会议”时，便有了准确的定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原来不被重视的一些中央领导人重新走到前台，同时在“西楼会议”后，中共中央决定重新恢复中央财经小组，统管经济工作，由陈云任组长、李富春任副组长。
在郭大钧所著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五、“国民经济的继续调整和进一步的探索”一文中依然可以看到当年共和国经济芨芨可危的影子：
“七千人大会以后，财政部门向中共中央反映，发现1962年当年财政有20至30亿元的赤字，商品供应量与社会购买力之间尚有很大的逆差。这个问题引起中共中央的重视。为了进一步统一对经济形势的认识，切实贯彻八字方针（即“调整、巩固、充实、提高”作者注），1962年2月21日至23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举行，故称西楼会议。会议由刘少奇主持（毛泽东在外地），中心议题是讨论1962年国家预算和整个经济形势问题。会议认为当时财政经济困难十分严重，经济正处在一种很不平常的‘非常时期’，如不采取果断措施，国民经济将进一步恶化。”
就是在这次西楼会议上，陈云作了题为《目前财政经济的情况和克服困难的若干办法》的重要讲话。他认为：目前财政经济的困难是相当严重的，其中主要是农业在近几年有很大的减产和基本建设规模过大超过了国家的财力和物力。他认为这些困难是可以克服的，并提出了6条办法：
（1）把10年经济计划分为两个阶段，即恢复阶段和发展阶段，提出从1960年算起，大体要5年的时间作为恢复阶段，在这个阶段采取两条办法：一是要有更多的集中统一，二是一切步骤要稳扎稳打。
（2）减少城镇人口。
（3）采取一切办法制止通货膨胀。要严格现金管理，节约现金支出；尽可能增产人民生活必需品；增加种高价商品。
（4）尽力保证城市人民的最低生活需要，如增加大豆和有关日用品供应等。
（5）把一切可能的力量用于农业增产。
（6）计划机关的主要注意力，应该从工业、交通方面转移到农业生产和制止通货膨胀方面来，并且要在国家计划里得到体现。陈云说：“以上六点，是克服困难的重要办法”。
陈云的讲话得到会议的赞同。在经过毛泽东同意后，陈云的讲话由中共中央转发各地各部门，成为当时经济工作的指导性文件。
紧接着，在5月7日至11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在北京举行扩大会议，通称五月会议，讨论和通过了以陈云为首的中央财经小组起草的《关于讨论1962年调整计划的报告》。会议正确地分析了财政经济形势，强调必须退够才能完全摆脱被动的局面，作出了全面贯彻执行八字方针，进一步对国民经济进行大幅度调整的重大决策。
在这二次重要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以后，全国迅速地坚决地开展了对国民经济的全面调整工作，并采取一系列果断的措施，主要有：
第一......。
第二，精减职工，减少城镇人口。从1961年初到1963年6月，全国共精减职工约2000万人，减少城镇人口2600万人。
第三......。
造成六十年代城镇居民大规模的下放到农村的原因，就在于此！
按当时的统计口径为：精减了职工约2000万人，非职工的城镇居民为600万人，而实际执行中，倒底有多少城镇人口被下放到农村，精确的数据，今天已经很难统计出来了。
这一次减少的2600万城镇人口，基本上是分散地下放到了各地的农村。城镇居民下放也得花安置费，由于各地城市（镇）的安置费标准不尽相同，有的甚至是直接地从工厂中下放到了农村。所以当年的人均安置费是多少，总计是多少，至今已无法统计。
其实，比当年大量精减城镇人口到农村去，有一个更好的办法，既可以解决三年自然灾害带来的严重的粮食紧缺问题，又可以不精减城镇人口，即陈云同志当年向中央、毛泽东建议的“分田到户”的办法！
据近期发表在《求是》杂志刊登的陈云子女陈伟力、陈元、陈伟华、陈伟兰、陈方等人联合撰写的文章，回忆了陈云生前的一些事迹，学习他完全彻底的实事求是精神和顽强的创造性的探索精神。
文章写道：“1962年，为了度过国民经济的困难，经过慎重的调查和长时间的思考，在与有关中央领导同志反复商量后，他向毛泽东同志提出‘分田到户’的办法。当时他已经知道毛主席明确表示过不赞成这种做法，但是他思来想去，觉得既然找到了解决缺粮问题的具体办法，还是应该尽快向中央提出。后来，他和邓子恢、田家英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上受到了严厉批评，虽然他没有被公开点名，但是参加会议的人都知道，党内提出‘错误观点’的人中职务最高的是他。”
“分田到户”的建议没有获得毛的支持，是完全可以想象得出来，毛在建国以后的权威至高无上，凡是他不认可的事，中央绝对是不可能被执行的，尽管当年陈云同志的建议绝对是解决当时粮食困难的最佳办法，尽管陈云同志建议得到了众多的中央领导的支持和赞同。遗憾的是，毛的耳朵是听到了，内心却是坚决反对的。因为当时毛一心一意的描绘着他心中的大同世界，感觉中共产主义的轮廓好象已经在向共和国招手，是眼前不远的事了，怎么可能再走回头路，同意“分田到户”呢？
所以后来就有了“其次”的决策：动员城镇人口到农村去，从而解决粮食困难问题！
历史就是历史，历史从来不相信“假如”。今天，我们不必再去论证，“假如”当年采纳了陈云同志的建议，安徽凤阳小岗村实行的以联产到户的“大包干”的历史就将重写；中国的农业生产力大解放将提前二十多年！同时，我们也不必去可惜在62年大量精减学校、工厂、商业，让2600万人口离开城镇到农村去，让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推迟了多少年！
历史曾经在这里拐了个弯。
至于七十年代前后下放的城镇居民和下放干部，则主要是由于文革的因素，其间倒底下放了多少人员？准确的数据今天己经很难寻找，或许当时的统计部门已把他们纳入在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中一起统计了。
当年，这二批下放的城镇居民在农村中的命运，并不比知青好多少，甚至有的更差。我曾遇到过这么二件事：
其一、八十年代初，我已返城，由于工作的原因，到一个位置在水乡的公社去出差，没有汽车，当年唯一的办法就是坐船往返。那种航速只有七、八公里一小时的轮船，路程稍长，便让人坐得百无聊赖。应运而生的就有瞎子算命，吹歌、弹唱的等等人员，上到船上来，为船客取乐解烦，从中也可收取一点有限的小费。那天，船上来了个近六十岁左右“唱道情”的男子，来了几段《珍珠塔》以后，便开始向船客收小费。听唱的船客呢，可给可不给，给多给少，全凭你的施舍。
待他收完钱，在我边上坐定后，开始从他装钱的帽子里整理钞票，我看到他的帽子里，收到的基本上就是一分、二分，偶有五分的硬币和纸币，还好，数数竟收到有一元多钱。再从布满皱纹的略嫌苍老的脸上可以看出，他对今天的收入还算满意。
我好奇起来，反正离到岸还有一段时间，便问起他是哪里人？他回答就是那个公社里的人。但是他后面的一句话“我是公社K书记的哥哥”，顿然教我觉得惊宅！——书记的哥哥唱道情？
K哥又自诉家史起来，看得出来，他很健谈。“原来在丁山的陶瓷厂里当烧窑工，62年把我下放的。”在丁山陶瓷工业中，众所周知，烧窑工很是要有点看家本领的，也是厂里不肯放手的技术骨干人物，怎么调整国民经济时把他也给“调整掉了”呢？
他告许说，当时的厂长兼书记是县政府培养的“第二梯队”干部，叫某某人。我更感兴趣了，因为此人其时正好在我公司里当经理兼书记，当年的情况，值得问个究竟。
情况是这样的，62年时国民经济调整，各单位都有精减人员下放到农村的任务，偏偏好多单位不容易动员，普遍完不成任务。而他所在的厂，不仅完成了任务，当县委领导找某厂长谈话，要他为其它单位帮忙完成下放任务。这位厂长二话不说，一个晚上作准备，第二天一个动员大会，名单一报，人就得下放的强制性行为，不仅超额完成了任务，并且还得到了上级领导的表扬。
当时这个K哥正好在上班时，被门上的一个木梁掉下来砸到了头上，从此智力明显受影响，做不了烧窑工，正好凑上了这次下放的机会，所以就被摊上凑数了。
到农村后，此位K哥不会做农活，无生活来源，便干上了在船上唱道情的活。这点可怜的收入能够活命，但不够娶妻、造房子，所以，活得格外艰难。
待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某厂长吃足了苦头，除了厂里的工人批斗他，一大批当年被他下放的工人更是不依不饶，最后一条腿都被打断！直到文革后期，换了个地方任职，才有了到我公司当头的经历。
真是一个悲剧！
后来听说在八十年代未，落实政策时，K哥到原工厂去补办了一个退休手续（因为早过了退休年龄），总算有了一个晚年的养命钱来源。
呜呼！人生似梦！
其二、七0年，我下放的所在大队，又下放来了个不小的干部。此公是一个中型钢铁企业里的主管生产、技术的副厂长，总工程师。文革中，由于不谙政治，吃足苦头。三结合时，因为不突出政治，又落圈外，整天无事可干。待到下放城镇居民和干部时，竟为首选。偏偏此公认命，唯一要求：把初中刚毕业的女儿下放在他一起。公社和大队的干部见是个与县委书记同级别的人下放到了此地，不敢怠慢，热情有加。此公感动，但凡村里困难，尽作两肋插刀义举。小到借点钱，大到农村缺的钉子、铁丝，此公略施小技，全得到解决。
后轮到农村人感动，此公无架子，乐善好施，几朝都没见过此等好干部。第二年，公社有了二个招工名额，第一个便给了他女儿。
稍迟几年后，待小平同志复出主持工作时，大抓钢铁生产，原厂里领导班子集体上门来请此公回厂主持生产、技术。由此而止，一支短暂的下放干部田园生活小夜曲，方“曲终人散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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