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1212的博客

赵本山落选人大代表，是我国政治制度逐渐走向成熟的体现。

因为政治不是娱乐，谁有资格当选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绝不是只看他的名气和受大众欢迎的程度，否则肥皂剧的明星们可能最适合。

一个明星能演好小品、拍好电视，只能证明其艺术上的能力，并不代表其参政议政的能力。这次赵本山没能当选全国人大代表，说明其参政议政的能力，离一个真正合格的人大代表还有距离。这是民意的理性选择，不能怪春晚排练影响了他作准备。

需要让众多的选民知道，代表和委员的身份，不是一种政治荣誉，而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因此需要倍加珍惜。然而遗憾的是，每年两会期间，有不少娱乐界、体育界的代表、委员，总要因各种原因缺席会议，白白浪费了宝贵的参政议政机会。试想，如果将这个机会让给另外的代表委员，他们通过提案，能解决多少实际问题，能为百姓办多少实事。

还需问的是：娱乐界、体育界的代表、委员，你们能很好的履行好参政议政的职责吗？

从这次二会的代表、委员主体分析，已经从过去那种个体化、人格化、精英化，不断地向组织化、规范化、全员化发展，早期那种迷恋明星的阶段已然时过境迁，明星、大腕的政治优势逐渐走向“边缘化”。从这个意义上说，赵本山落选人大代表未必不是一件好事。这对于那些“请假代表”、“请假委员”无疑也是一种警示。

       当毛泽东把书还回去时，爱弥·萧*发现书中被画上了各种各样的符号。毛泽东在描述拿破仑、华盛顿、彼得大帝、格莱斯顿、林肯、叶卡捷琳娜一世、卢梭和孟德斯鸠的段落旁边都画了许多圆圈和圆点。

　　* 他的正式名字是萧三，我这里使用的是他半西方式的昵称（他自己根据卢梭的《爱弥儿》取的）。他的这个昵称广为同学们所知，可以把他和他的哥哥萧瑜区分开来。

　　“中国也需要这样的伟人!”毛泽东情绪激昂地对萧说，中国也要富强起来，“才不致蹈安南、朝鲜、印度的覆辙”。他引用了学者顾炎武(1613—1682）的一句话，“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毛泽东翻开《世界英雄豪杰传》，大声地向同学———他们还不习惯老老实实地坐着听他宣讲———朗读其中关于乔治·华盛顿的一句话：“只是在华盛顿的领导下，经过八年艰苦的战争，美利坚才赢得了胜利和独立。”［4］

　　就像看到了地平线上方的一丝光亮，年轻的泽东开始注意西方了。当时以及后来，他一直在思索中国应该从西方借鉴什么而对西方本身如何并不感兴趣。美国已完成了一场革命，那么中国呢？

　　毛泽东喜欢读描写中国古代皇帝的书，对英雄的爱好使他想了解更多的伟大人物。其中有两个皇帝的形象深深地印在他的心中。一个是秦始皇，统一天下的中国铁腕人物；另一个是汉武帝，是很有军事头脑的一代王朝的奠基人，他帝号中的“武”字即来于此。

　　同学们都很敬佩毛泽东对《三国演义》等传奇小说的掌握，他们喜欢听他复述其中的精彩片段。但是毛认为小说描绘的都是历史上发生的真实事件，这使得每个人都感到震惊。他曾和历史教师去争辩这件事，诅咒任何同意那位教师观点的同学，甚至用椅子打了一个同学。毛泽东不愿意接受批评，正像他后来在回顾这段学习生活时所承认的那样。［5］

　　为了这事他甚至找到校长那儿，当这位博学的校长也不同意他的观点，即不认为《三国演义》是战国时期［6］发生过的真实事件时，他给湘乡县令写了一封请愿书，要求撤换校长，并强迫那些摸不着头脑的同学签名。

　　毛泽东是一个刚直的孩子，他不会通过变通来保护自己。他对在韶山时就使他如痴如醉的小说的看法如此天真、固执。

　　《三国演义》事件使他在东山的日子更糟，同时通过这件事也可以看到他后来思维特点的影子：思考方式偏执、坚持己见、任性地否定简单的事实、藐视异见。

　　毛的成绩很好，试读五个月后，校长允许他继续留在学校读书。虽然好的学习成绩对孤寂的他是一种安慰，但事情总是有两方面，一些学生因此更加嘲笑他褊狭的热情。于是，他开始考虑离开这所学校了。

　　在东山，毛泽东大大地开阔了眼界。现在，他又想周游湖南，看看长沙。

         他与这里的一切都显得格格不入，有一个学生甚至想雇泽东做他的佣人。

　　毛泽东的身材瘦长，走起路来大步流星。很快的他就有了一副知识分子的模样。虽然蓄着辫子，但他的头发还是显得长长的，有些蓬乱。总的说来，他那不修边幅的样子倒显得相当潇洒。在体质和气质上，他已经具有了自己的特征。

　　这时的毛泽东还是一块璞玉，没有经过雕琢。对毛泽东来说，走进东山不意味着踏进社会，也不是为了获得较好的社会地位，而只是更努力学习那些在韶山学不到的东西。

　　学校的教室整洁漂亮，与韶山满是灰尘的草房大不相同。在这里中国的上层社会的舒适生活可见一斑。

　　在东山，人们也正在接触新思想，这种新思想将很快荡涤着韶山那样的旧有传统和社会秩序。这里讲授科学，倡导改革，早点名时，老师都要讲述中国在外国列强的压迫下所受的苦难，以唤醒和培养学生的民族感情。

　　学生们穿着佩有彩色腰带的长袍，但是他们的心灵为这种新思想震颤。

　　学习是毛泽东的唯一真正的朋友。在南岸私塾度过的痛苦岁月却培养了他扎实的古文基础，这有些讽刺意味。他能用古文体写出很有说服力的文章，这让他的其他弱点和过激行为不再那么引人注目。

　　对当时改良政治的了解使他产生了这样的想法：知识能够改造世界。

　　除了学校的全部课程外，他还读了两种很重要的著作。文表兄借给他几本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梁是当时很著名的政论作家。还有康有为撰写的《戊戌变法》，这是改革高潮的最后宣言书，康是那次运动中卓越的思想家。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接触严谨的政治思想。
一位曾留学日本的教员对毛泽东的影响很大，虽然他教的英语和音乐两门课毛泽东都学得不好。这是因为强大的日本对他很有吸引力。毛泽东喜欢当时那些描绘日本在1905年的日俄战争中战功的故事和诗歌。“我当时知道并感到日本的美好，并且感受到一些她的骄傲和强大。”［3］

　　这是他第一次接触中国以外的世界，这让他一生都深信日本是中国的兄弟友邦。

　　对战争这个主题的了解也标志着他迈出了了解世界历史的第一步。一天黄昏，刚刚做完运动，听到晚自修的铃声满头大汗的学生们就进了教室。毛泽东走到萧家二兄弟之一的爱弥跟前，想知道他手里拿的是什么书。那是一本《世界英雄豪杰传》。由于书籍对他有着极强的吸引力，毛泽东就问他是否可以借读此书。在以后的几天里，就像陪伴着一个新情人一样，毛手不释卷地读完了这本书。

（ 第11节：第一章注释  从略——编者注）

第二章 为何求知（1910—1918）

　　刚刚踏上从家里到湘乡的漫漫长路的几分钟之后，泽东遇到了一个姓王的邻居。王看到这个穿着新衣、新鞋和新袜的小伙子感到很新鲜，在韶山人们平日里可不是这副打扮。

　　“石三，你穿上新鞋子真精神。”饱经风霜的王说。“我要去上学了。”泽东自豪地答道。他开始像老王诉说他那些神圣的抱负，老王听后大笑起来，直笑得他那粗糙的脸上有了泪花。他嘲笑这个小伙子要去“洋学堂”念书的念头。还问泽东这个愚蠢的行为是否已征得父亲的同意，这刺痛了他。

　　泽东发火了，冲他喊着：“你简直是个老古董!你过时了！”喊罢便继续跋涉。［1］

　　泽东用竹扁担挑着行李走进东山高等小学堂的黑漆大门。砖瓦结构的建筑物被护城河和高高的院墙围着，泽东感到好像是走进了一座大寺院（他在韶山见到的最大建筑物就是韶山的寺庙）。

　　湖南省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堂。

　　泽东穿过护城河上的白色石桥来到了气派庄严的大门前，他被当成了脚夫。应付这种令人不快的窘境，泽东还缺乏经验。学校的规模也使他吃惊，长这么大还从未见过这么多孩子在一起。

　　入耳的都是尖刻地嘲笑他的话：“东山是学堂，不是精神病院!”“一个强盗想进我们的学校!”泽东冒冒失失地找到了校长办公室。

　　“先生，你会让我在你的学校里读书吗？”他以乡下人憨直的方式问道。校长手里握着一根长长的镶铜竹烟斗，沉默了片刻，他问这位神情庄重的青年叫什么名字。

　　“先生，我叫毛泽东。”

　　毛泽东的镇定让校长扬了一下眉毛，他举出几个不准这个年轻人入学的理由，比如16岁的年龄过大，没学过算术和地理，字写得不好，并准许他逐条进行反驳。［2］

　　在场的另一位教师帮这位年轻的农民讲话。当他离开校长办公室加入到刚才让他颜面尽失的那些世故的小坏蛋们之中时，他已经得到了试读五个月的许可。

　　到东山之后他才知道，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两年前就死了，由这件事他看出，从偏僻的韶山来到东山，要弥补的差距有多大。

　　一位姓文的表兄（母亲娘家那边的）已经在东山读书，他给过泽东一些帮助。但是在众多的学生中，只有两人成了泽东的朋友，这就是来自富裕的地主家庭的萧氏二兄弟。他们与泽东交往多年。

　　在学校，泽东觉得自己是个外乡人，因此和他交往的只有少数几个同样把自己当作外乡人的同学。这些外乡人不会讲标准的当地口音*，带补丁的衣服使他们与富家子弟有明显的不同。

　　* 这些学生几乎都是湘乡县的，他们说的都是当地口音。甚至本县的学生也因地区不同而互相对立。毛在谈到这些内讧时有点伤心地说：“我在这场斗争中采取中立态度，因为我本来就不是湘乡人。”

　　还有两个特征使泽东更是成了外乡人中的外乡人，那就是他的年龄和个头。他的个头对于16岁的年龄来说算是高的，在那些比他小四五岁的同学们中间他看起来像小塔一般。

　　这里的大部分学生都是些衣着讲究的势利小绅士。毛泽东是农家的儿子。他的家不算贫穷，但却是一个乡下的未见过大世面的家庭。他的手比邻桌同学的粗糙；因为太阳晒的缘故，他的脸比大部分学生都要黑得多。毛泽东讲话慢条斯理，他周围伶俐的孩子们讲起话来简直像机关枪。

好莱坞导演史蒂夫·斯皮尔伯格日前公开宣布，由于中国在对待苏丹问题上的态度，他将放弃北京奥运会开闭幕式艺术顾问身份。

对此，中国的反应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刘建超14日下午表态说：“我们注意到有关报道，斯皮尔伯格曾向北京奥委会表达过希望为北京奥运会作出自己贡献的愿望，并接受了北京奥组委艺术顾问的聘书，我们对他近日发表的个人声明表示遗憾。”

刘建超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奥运会是世界人民的体育盛会，成功举办北京奥运会也是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将达尔富尔问题与奥运会挂钩，无助于达尔富尔问题的解决，也有违体育非政治化的奥林匹克精神。
　　
刘建超说，我们注意到最近国际上围绕达尔富尔问题以及中国在达尔富尔问题上的立场有这样或那样的议论和举动。据我们所知，有关反应一方面出于对达尔富尔形势的担忧；另一方面也有人利用这一机会试图将达尔富尔问题同中国对苏丹政策、甚至同北京奥运会联系起来。
　　
“如果这是对中国政策不了解尚可以理解，但若是出于政治目的，我们不会接受。”刘建超说。

但是据《国际先驱导报》记者采访中国关于苏丹问题的刘贵今大使，却听到了另一种说法：即“斯皮尔伯格已经不是北京奥运会开闭幕式的艺术顾问”！

下面是采访原稿：

《国际先驱导报》：您在英国访问时说斯皮尔伯格“辞职事件”是炒作，为什么这么说？
    
    刘贵今：当我听到斯皮尔伯格“辞职”的消息时，我感到吃惊。为什么呢？因为我在去年9月份访问美国之前就知道，他已经不是，至少理论上已经不是北京奥运会开闭幕式的艺术顾问，因为他在最终期限之前一直没有与我们签订合同。我们反复地通过他的律师核实，这是不是他的最终决定。他的全权代表说这是他的最终决定。你已经不是顾问了，那么你谈何辞职呢？所以我告诉伦敦的一些记者，所谓的辞职事件是媒体的宣扬、炒作。
    
    《国际先驱导报》：您与斯皮尔伯格具体谈了些什么？
    
    刘贵今：斯皮尔伯格作为个人，我对他是尊重的，因为他是世界知名的艺术家。我去年9月份在纽约会见他的时候，我说斯皮尔伯格先生，我知道你已经不是北京奥运会开闭幕式艺术顾问了，但即便如此，你作为一个名人，你关心达尔富尔问题，我很愿意也很乐意与你交换意见。我用了一个多钟头的时间，很详细地跟他介绍了中国关于解决达尔富尔问题的一些基本主张，告诉他中国做了什么、正在做什么以及将来准备做些什么。斯皮尔伯格先生当时还是给予了积极的评价。当然了，他希望中国能进一步发挥建设性的作用，包括向苏丹政府施加更大的压力。我告诉他，我们会利用我们的影响力，在我们一贯的政策许可的框架内，继续作出我们的贡献，以我们自己的方式作出自己的贡献。

刘贵今大使所说的情况难道刘建超不知道？

中国，你能不能大声说斯皮尔伯是不是北京奥运会开闭幕式的艺术顾问？
    

据南方日报3月1日报道： 解散中国科学院和工程院？两位重庆委员提出大胆建议，广东委员痛陈“95％的科研论文是垃圾”

被称之为“火爆提案”的是两位来自重庆的全国政协委员提出大胆建议：解散两大科学院，将人员分流到高校，或者与科技部等部委重新整合。

但广东的委员们普遍认为这一建议不可取。但有教育界委员痛陈：应该彻底反思我们的科研体制，现在都在大张旗鼓地搞科研、争项目，但95％的科研论文是垃圾！

解散中科院、工程院？这一看似业余搞笑的建议，竟是出自两位“专业人员”之口。一位是重庆大学校长李晓红委员，另一位是重庆市科委副主任潘复生委员，他们的理由相似：科研资源太分散。李晓红委员认为，现在由于互相争夺项目，科研机构各自为政，形成不良竞争。科研能力难以拧成一条绳，甚至相互抵消，难以形成我国的科研核心竞争力。他建议，将两大科学院整合到高校。其科研人员到高校工作，可以不从事教学，专门从事科研。原来在两大科学院的编制，也可以保留。

而“海归”委员潘复生则提出，国外国家科学院和教育机构是整合在一起的。如德国，教育和科技都归在教育和研究部；在美国，科技统一由总统科技办公室管理；在英国，科技整合在工业部。而中国的科技工作，有国家科技部、国防科工委等多个管理机构，多头管理和研究，浪费人力物力。

他的想法更直接：参考“大部制”精神，解散两大科学院，将其与国防科工委、国家科技部等有关部委进行合并，成立国家科学与技术委员会，管理全国科研机构。

不用说，上述二位政协委员的提案不会得到普遍的认可，故这种超前意识的建议只能是搁置。

但笔者认为，中科院、工程院应该取消终生制，来点与时俱进，起码把那种反科学的，如把中华民族的瑰宝，全世界均认可的中医药当作为伪科学来批判的院士，应该驱逐出院士行列。

      就那个时代的中国习俗而言，毛顺生对儿子的要求并不都过分。泽东之所以反抗是因为他感到父亲所代表的权威是可恶的，且正在走向没落。如果中国的家庭和村庄都像这个样子，中国如何才能得救?如果韶山的这种父权家长制是中国的正统规范，那么，妇女将有什么样的命运呢？

　　泽东作为反叛者的“个人性格”迎合了当时反抗浪潮在整个国家兴起的“时代特征”。他自己也把个人的斗争纳入整个社会斗争之中。［27］他说：“我斗争的第一个资本家是我父亲。”

　　泽东与父亲之间关系的紧张既有社会的一面，也有心理的一面。父亲对他的压制不能完全归结为社会的“压迫”。泽东的弟弟们没有一个像他那样与父亲不睦，据说，他们俩都因为父亲的同意而受到了很好的教育，这个许可泽东没能得到。

　　出于内心深深的骄傲，泽东夸大了父亲的自私和专横。*

　　* 有些作者说，“我学会了恨他”———这句出自20世纪初一个中国男孩之口的话有些不可思议———在斯诺写的毛泽东的传记的中文版中被删掉了。但是，哈佛—燕京图书馆藏的各种中文材料中均有这句话。

　　正像他母亲的温和善良一样，父亲的粗暴管教方式———虽然不是他的目的———也深深地影响着毛泽东的一生。虽然从心理上讲，泽东和母亲更为接近，但他并没有多少母亲的性格特征。另外的三个孩子出生分散了母亲的注意力，同时母亲也认为泽东学到了一些奇奇怪怪的念头，此后母子间的关系开始疏远了。

　　离开韶山时泽东暗暗发誓，他要在父亲的眼里、在实现一个更有价值的目标的过程中证明自己。他要比父亲活得更充实、更好。

　　在泽东憎恨父亲的背后，父子间有一种没认识到的相像；他成了和父亲一样的专断者，不过他统治的范围更大。

　　毛顺生并不十分了解自己的儿子。泽东瞧不起自己的父亲，他用策略而不是过激的方法来对付父亲，并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但是，毛顺生试图以粗暴的方式培养的“美德”确实深深地植入泽东的心灵深处。他不久就向别人说：“怠惰者，生之坟墓。”俨然是他父亲的再现。［28］

　　母亲对他的影响是更为简单和直接的：信佛的母亲的善良和耐性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多年以后重回韶山的时候，他还能向随行人员指出哪里曾经有过一座佛殿，并说他的母亲常常在那里烧香，当他病了时母亲还会用香灰给他治病。有一次他和一个警卫闲谈，发现这个年轻人更喜欢他善良的母亲而不喜欢脾气很坏的父亲。毛泽东对他说：“你越是告诉我你们家里的事我就觉得和你越亲近”，“你母亲一定是个信佛的人”。警卫问毛泽东他是怎么知道的。他说：“你说她是个好心人。所有信佛的人都是热心肠。”［29］当然，毛泽东正在想着他自己的母亲。

　　父母都没有引导泽东接触社会革命的思想，他那一代受过教育的人具有革命意识几乎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他以后革命的成功和他成为那一类型的革命领袖，都可溯源于他在韶山的少年时代。新思潮和旧中国的社会状况使泽东成为一位反叛者；在韶山的家庭生活的磨炼则使他比其他人更为坚定不移。

          当他得知泽东已为此凑了一些钱时，毛顺生的贪婪面目完全暴露了。这个守财奴大声说道，如果泽东到湘乡读书，必须要弄到一笔钱来支付雇来顶替他的长工的工资。［21］泽东也不想把贪婪的父亲逼得太甚。他又从一位尊重学问、并曾经资助过族人上学的一位亲戚（母亲娘家那边的）那儿借了一些钱。

　　当重新提起这件事时，泽东对父亲不客气了。他打断了老人自怜的抱怨，简略地问道：“雇一名长工一年要多少钱？”可怜的毛顺生说要十二块钱。泽东把一个纸袋放在他粗糙的手上说：“这里是十二块钱，我明天早上就去东山。”［22］

　　黎明时分，泽东起来收拾自己的东西。文七妹担忧地看着在忙活的儿子，几乎不说什么话。除了问问儿子要不要再多带点别的什么东西，她只说了一句话：“你要去跟你爸爸道个别么？”泽东回答：“不，我不去。”

　　天亮后不久，泽东就出了韶山。这是一个凉爽的金秋的早晨。肩上还是那根用惯了的扁担，但两头挑的不是粪筐。一头是一个包袱，里面装着一件长袍、两条床单和一顶蚊帐；另一头是装有《水浒传》和《三国演义》的筐子。他对韶山以外的世界几乎一无所知，自此，他再也不会回到这里生活了。

　　难道在韶山待了16年的泽东已是羽翼丰满的叛逆者了吗？

　　由于他的道德观念（主要是来自母亲）以及书本给他带来的社会意识，泽东在刻板的学校和专制的家庭的环境里变成了一个向旧习挑战的人。

　　毛顺生是一个令人讨厌的人。他经常打骂泽东，在别人面前羞辱他，嘲笑他的求知欲；宣称泽东“懒惰”而且“无用”，并用尽心思让泽东为此感到羞愧。

　　按传统观念，即使父亲是恶棍，儿子也只有服从。泽东对此表示轻蔑。然而，儿子与父亲在其他方面的相似又是惊人的。与当时其他青年叛逆者不同，泽东没有忘记他的家庭，他与家里的人保持着联系，并得到他们的多方帮助。他说他的家里人是“普通的人”，他们和他一样面对着总的不公平。［23］

　　泽东在家时的作为也没有走极端。他常常向父亲妥协，他接受了痛苦的“婚礼”，他没有丢下农活去参加哥老会，他在韶山的大部分岁月都是信佛的，当他离开韶山时，他仍然忠顺朝廷。

　　在韶山东边不远的地方有另外一个少年张国焘［24］，他和毛泽东是同时成长起来的，后来也成了中国共产党的上层人物。年轻的张国焘与他那位富有的受过良好教育的父亲相处很好，然而他也成了一名叛逆者。［25］

　　在泽东的生活中，他的家庭和南岸私塾不是偶然遇到的让人压抑的牢笼，它们只是更为庞大的中国社会森严的等级制度的缩影。

　　是的，泽东从8岁就开始厌恶儒学。他曾回忆说：“我的‘大部分同学’都讨厌这些经典。”［26］

　　这位16岁的青年在历史变迁的特殊时期，成了一位典型的中国式叛逆者。他不是神经病患者，他对于他父亲所代表的社会制度的猛烈抨击要多于对他父亲本人的指责。他走上造反的路是经过权衡的。

        韶山也有人造反。哥老会的一些成员———它的势力在整个湖南都很强大———因为地租问题与韶山的一个地主发生了纠纷。恼怒的地主控告他的佃户们并用银元贿赂官府赢了这场官司。哥老会成员们在一位姓彭的铁匠的率领下举行暴动，巡抚手下的官兵追击他们，迫使他们躲进了附近的浏山。这个地主到处散布说他们在揭竿而起之前曾杀了一名婴儿祭旗。哥老会的成员们很快被围捕了，彭铁匠被斩首。

　　在泽东看来，《水浒传》里的故事正在他的家乡重演。他听别人把彭铁匠称作“土匪”，在激动人心的小说里，农民起义领袖宋江也被称为土匪。同时，和历史上经常出现的情况一样，群山成了庇护所。泽东和这件事还有另一重渊源，他后来回忆说：“在我们的心目中，彭铁匠是第一个农民英雄。”［16］

　　不久，毛顺生也成了被造反的对象。

　　在泽东17岁那年，时值青黄不接，韶山发生了粮荒。一双双饥饿的眼睛都在盯着商人和地主们的粮仓，挨饿的人们喊出了“吃大户”的口号。毛顺生这个“大户”很难幸免于难，在饥饿袭击韶山时，他居然还往长沙贩卖粮食。愤怒的村民拦截了他的货船，把粮食抢个精光。［17］

　　“我并不同情他。”［18］泽东谈及当时暴跳如雷的父亲时说。他形成了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他那令人厌恶的父亲是旧中国不平等社会秩序在当地的捍卫者。这位少年注意到他的父亲越来越富有了。他得出了一个可怕的结论：老头儿是中国自救之路上的一只拦路虎。

　　泽东对他父亲做出这种骇人评论的全部内涵是：“我学会了恨他。”［19］他已经把自己的少年生活与整个时代联系在一起。

　　26年后，毛泽东在回顾自己当时之所以没有完全支持暴动者时说：“但同时我又觉得村民们的方法是不对的。”［20］可能是看到自己家受到了攻击，他感到震惊，也可能他是在以这件事来验证他后来的经验，就是没有一整套政治策略而只有单纯的反抗是不会成功的。

　　到1910年时，在进一步求学问题上，泽东与父亲之间的争吵升温了。毛顺生打算让泽东到距韶山70多里的湘潭县城的一家米店当学徒。泽东对父亲的安排并没有强烈反对，他想，县城里也许能提供更好的机会，但他真正想的是到一个教授“外国的”课程的新式学校去读书。他悄悄地、有礼貌地向父亲谈了自己的想法，但是父亲只是哑然失笑，这伤害了泽东。在这之后，他与父亲有一段时间互不讲话。

　　在母亲娘家那边一些亲戚的帮助下，泽东在湘潭一个失业的法科学生家里自学了半年。尽管他迫于父亲的压力不得不重新回到韶山———或者也许是因为他在湘潭遇到了经济问题。但是这半年的读书和与别人争辩，加之他在湘潭的见闻，使得泽东已不再是父亲所期望的那种宝贝儿子了。

　　16岁的泽东为自己制定了稳妥可行的计划。他从母亲娘家那边的亲戚们和自己家的朋友们那里东借五块钱西借十块钱为自己的行动做准备。一天，吃晚饭时，他直直地看着父亲说：“我要到东山高小读书。”

　　“你说什么？”毛顺生发火了。他对付这位任性的儿子的最后一张王牌就是钱，“你是不是今早中了彩票一下子发财啦？”

        泽东和母亲联合起来对付父亲。他们背着父亲把稻米送给一位揭不开锅的乡亲。还和家里的长工一起让父亲的吝啬行为不能得逞。最后，他们（在毛顺生亲戚的帮助下）共同说服泽东的父亲，同意让泽东继续学习。

　　泽东家里的人分成了两派：一派是他父亲（“统治力量”），另一派是他和母亲、二弟泽民以及长工联合在一起（“反对派”）。［11］

　　但是，“反对派”在策略方面发生了分歧。泽东的倔强和狡猾让温和的母亲感到策略上有些不妥。他有和父亲发生直接的正面冲突的习惯，母亲对此是不赞成的。她反对说：“这不是中国人的做法。”［12］由于受到所读的书的影响；同时，外边发生的事也冲击了素来平静的韶山，泽东对佛教的信仰日趋淡化，这使他母亲感到不安。

　　毛泽东的母亲文七妹。1919年10月文氏病逝，终年52岁。

　　在念书时，母亲是泽东的依靠，泽东也对母亲忠心耿耿。尽管他对她的爱没有减弱，但是随着他长成了一个成年的劳力，母亲对他的影响不如以前那样大了，特别是在韶山的最后两三年里。泽东当时是在同“中国人的做法”作战。

　　一个农民秘密会党哥老会的一些成员到毛家行窃。泽东在多年后回忆说：“我想这是件好事，因为他们偷到了他们没有的东西。”他这种大逆不道的观点不仅遭父亲反对，“我母亲也不赞成”。泽东承认说。

　　毛顺生有了一个对付他这个既好幻想又很倔强的儿子的办法，这种办法在那个时代是很典型的，他强迫14岁的泽东娶一个他给安排的女孩子。可怜的泽东吓呆了。他顺从地忍受着这种僵化而可恶的仪式，这个受惊的小新郎衣着整齐，规规矩矩地向每一位来客磕拜。但是他拒绝与这位比他大6岁的新娘圆房，他说他从未碰过她一个指头。［13］

　　泽东找到了一个更为广阔的精神和社会领域，因此他的思想不再局限在农村这一熟悉的世界之中。私塾给了泽东宝贵的学习能力。他像猫找耗子一样搜寻和阅读在韶山能找到的各种书籍。一本描写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威胁的小册子到了他的手里，几十年后，他还能充满激情地回忆起这本书的第一句话：“呜呼!中国其将亡矣!”他在回忆这个小册子对他的影响时说：“我读了以后，对国家的前途感到沮丧。我开始认识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14］

　　一本呼吁改革和技术改良的书———《盛世危言》，给泽东介绍了这样的思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本由具有改良思想的买办写的书让泽东深信：为了中国，他应该走出韶山，去学习更多的知识。
    
　　就在他从韶山的私塾辍学前不久，有一天，泽东和他的同学们碰到一群从长沙来的贩卖豆子的商人。［15］他们之所以离开长沙，是因为1906年的饥荒使长沙发生了大规模的抢米暴动，愤怒的人们把巡抚赶出了衙门。后来官方新派一名巡抚，又恢复了统治，接着就是一连串的流血事件，很多暴民被斩首示众，其首级挂在旗杆上，以儆效尤。

　　好几天里，私塾里的人们都沸沸扬扬地谈论着来自山外的这一惊雷般的消息。这件事使泽东终生难忘。泽东的朋友差不多都站在暴动者一边，但是，他们“仅仅是从旁观者的立场看问题”。对参加暴动的人们寄予同情，而没有看到这件事与自己的联系，“他们并不明白这同他们自己的生活有什么关系”。但是泽东看到问题的更深一层：“我却从此把它记在心上，我觉得这些‘暴民’也是些和我家里人一样普通的人，对于他们受到的冤屈，我深感不平。”

        因常在一起，父子之间出现了更多的摩擦。泽东和他的父亲斗智，经常用温和而坚定的反抗使父亲这个暴躁的守财奴狼狈不堪。泽东讨厌去为他越来越富的父亲四处要账。一次他帮父亲去卖猪，在回来的路上，他把全部收入都给了一个乞丐。［6］

　　冬天，父亲常坐在火炉边，或是数落泽东种种错误的行径，或是叼着烟袋生闷气。他曾经输过一桩官司，因为对方在公堂上恰当地引经据典打动了官老爷。泽东现在也能引经据典了，这个孩子孝顺吗？但是儒家经典也要求做父亲的必须慈爱的呀。

　　一天上午，毛顺生看到泽东在地边的一块墓碑旁看小说，他大发雷霆说：“你是不打算干活了？”毛顺生一边说一边扫了一眼泽东跟前的两只空粪筐。“不!爸爸，我只是歇一小会儿。”毛顺生又责备泽东一上午也没有从猪圈往田里送一筐粪。事实上，泽东已经送了五六筐了。事情就这样不了了之。但是到了傍晚，毛顺生发现他的儿子又在那块墓碑旁看离经叛道的东西。［7］

　　他责备泽东被“坏书”教坏了，以至于连父亲的警告都不屑一顾了。“不!爸爸，我是听你的话的，你要我做的事我都照做了。”当发现泽东一下午送了至少15担粪时，不高兴的毛顺生吃惊地张大了嘴巴。

　　泽东说：“活我要照常干，书也要照常读。”

　　但是泽东也有过失（无疑他少年时的过失要比已经披露的多）。有一次他看书入了迷，结果牛把邻居家的蔬菜吃了。［8］

　　泽东的母亲文七妹身体健壮，慈眉善目，与她那消瘦精明的丈夫形成鲜明的对照。她宽厚随和，她丈夫则粗暴急躁。从体格、长相上来说，泽东更像他的母亲。他们都有着大大的眼睛，开朗的笑容，举手投足之间显得非常大气慷慨甚至还有些浪漫主义。

　　文七妹纵容她的长子，泽东也终身挚爱母亲。在对一个孩子成长来说至关紧要的最初几年里，泽东是家中唯一的小孩，他一人独享了母亲的关爱和照顾（他的爷爷对他也是如此，他在泽东14岁时去世）。［9］

　　文七妹的娘家在韶山南边的一个县，是一个普通的家庭。和韶山的大多数人一样，她也是只字不识。同时，她和许多人一样也是个信佛的人。在上私塾以前和在私塾念书的时候，泽东经常和母亲一起到附近的凤凰山的寺庙里去求神拜佛。

　　毛顺生从不信佛，这曾使泽东感到伤脑筋。9岁时，泽东曾和母亲讨论过父亲的不信佛以及如何帮助父亲的问题。毛泽东在数年后回忆说：“当时和以后，我们试过很多办法想让他信佛，可是没有成功。他只是咒骂我们。”

　　可以肯定，父亲把发财看得高于一切。但是后来泽东发现，父亲为了自己的平安对神灵的态度开始有了变化———不是出自内心的。一天，毛顺生外出要账，在回来的路上碰到一只老虎。这只老虎受惊逃掉了，毛顺生死里逃生。后来泽东回忆说：“从此，他比较信佛了，不时地还烧烧香。”［10］

　　1905年，第三个儿子的出生使毛顺生的脾气有了一点变化。父亲对小泽东13岁的泽覃比对长子更好。但是泽东和父亲的争斗并没有减弱，这使家庭关系日趋紧张。

         这两个人都打泽东，这使他极为恼火。他虽然还没有形成什么思想，但是已经有了强烈的公平感。他在成为一名叛逆者之前就是任性的，在成为一个革命者之前就是一个充满激情的少年。

　　他的公平感首先是在他和学校里的人们打交道时表现出来的。他很同情班上一位因家境贫穷而带不起午饭的同学，常常把自己的饭和他分着吃。母亲看到他晚饭吃得那么多感到迷惑不解，当泽东告诉母亲她每天精心准备的午饭的一半被他送给了同学之后，这位善良的母亲从此便每天早晨都让儿子带两份中午饭去上学。［3］

　　公平感使毛泽东从不示弱。10岁时他曾和高年级的同学打过一架，这使他母亲很是担忧，因为她终身向善。

　　进入南岸私塾两年以后，泽东知晓了在课堂上背书的礼节，就是要先站起来走到先生的讲桌前站好，面向旁边，以免正视先生，然后开始背书。但是，有一天上午，当先生叫到他的名字时，他竟在座位上纹丝不动。他开始了对这些繁缛礼节的反抗。

　　“既然我坐着背书你也听得清楚，那么为什么我要站起来背呢？”［4］泽东大胆地对快被气晕的先生说。

　　气得脸色煞白的先生命令泽东服从这个老规矩。这个10岁的孩子搬着自己的凳子走到先生跟前，然后坐在凳子上，以平静的、挑战的目光望着他。怒不可遏的先生用力拉着泽东想让他站起来。泽东挣脱了，然后跑出了私塾。像《水浒传》中的叛逆者一样，他躲进了山里。

　　他朝着自己想象中的“城市”方向走去（无论在那时这对他意味着什么）。但走了许久还只是围着韶山打转，从没有走出10里路。家里的人四处找他，但是他不敢回去，因为先生肯定会打他，父亲也不会放过他。

　　三天以后，毛氏家族的一个人发现了他。他才多少有点不情愿地回了家。

　　若干年后，这位昔日的小学生回忆起当年这一创伤时更多地从政治的方面而不是从痛苦的方面考虑这件事。他对埃德加·斯诺说：“回到家里以后，我惊讶地发现情形有了一些改观。父亲稍微比过去体谅些了，先生的态度也比较温和些了。我的抗议行动的结果，给了我深刻的印象。这是一次胜利的‘罢课’。”［5］

　　尽管聪明的泽东讨厌儒家经典的内容，但他学得还是很好的。不久之后，在与父亲争吵时，他就能像个小学究似的引经据典地来对付父亲了。在20世纪的中国，让孩子饱受四书的熏陶不再是孩子会顺从的保证。

　　泽东在13岁时就辍学了，因为毛顺生不满足于儿子只是在上学前和放学后到田里帮着干农活。父亲曾因算盘打得不行在经商时遭受了损失；泽东学过算术，在这方面可以帮他的忙。从5岁时起，泽东就开始干一些像拔草、捡柴、放牛、拾豆子等他力所能及的农活。现在，白天他是一个成年劳动力，晚上，他成了父亲的管账先生。毛顺生在儿子这块“宝”身上的投资开始得到回报了。

        在和父亲发生冲突以前，泽东是以中国的方式被和善地养大的。他从未挨过一巴掌，穿着开裆裤，不用大人的帮助就能够大小便。他捉蟋蟀、玩骨头节。他咯咯地笑着，高兴地接过大人们给的红鸡蛋，站在一旁看大人们焚香为慈禧太后（1835—1908）祝寿。

　　他有时会看一眼堂屋内黑色木桌上的青铜佛像，他还以不解的眼光盯着门口两旁写着有关家庭和睦、孝顺虔诚的内容的对联。他开始琢磨中国的象形文字的意思，读字的发音是湖南人的平舌口音，“h”常读成“f”，因此，“湖南”也就成了“弗南”。

　　和所有的农民一样，毛顺生为第一胎就生了个儿子而感到非常高兴。儿子是个宝，女儿是片瓦。人们认为女儿不能继承家业而且在种田时也不会像儿子那样会成为一把好手。毛顺生只受过两年学校教育，16岁时为避灾荒去当了兵，虽然韶山的大部分孩子都上不起学，但泽东能够被送到学校去还是顺理成章的。因为在毛顺生看来，儿子有了一定程度的文化就可以管理家中的账目、写写契约合同。同时，儒家思想教育能把一个娇生惯养的孩子塑造成一名孝顺的年轻人。

　　村里有一所叫“南岸”的私塾，这所学堂十分传统，任何外来的东西都不可能在这里出现。像圣经在新教主日学校里人人必读一样，“五经”在学堂里具有至高的地位，被奉为经典。泽东8岁时开始念书。多年以后，毛泽东冷淡地说：“我8岁时就厌恶儒学。”［2］

　　泽东常和他的同学们在上课时偷读禁书，老师一走过来，马上就用经书遮住。这些书大多是描写战争或反叛的，诸如《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等。在韶山，这些书是最能丰富毛泽东的心灵世界的。

　　虽然这些书不会给清政府的统治造成大的威胁，但是满族统治者仍不时地把它们列为禁书。儒家信徒也不赞成读这些传奇小说，因为这些书将会把有文化的人引向另一个文学天地———泽东的情形正是如此。

        13岁离开私塾时，泽东已经变得对经书里的清规戒律非常憎恶。而他反对这一有关秩序和礼仪的古代道德哲学首先是因为它只要求人们盲从。孩子们被要求鹦鹉学舌般地大声朗读那些晦涩的陈词老调；他们摇头晃脑，宛如念经的和尚。

　　正如拉丁文课在现在的西方学生的眼中一样，对儒家经典的学习对于中国的孩子们来说肯定是件苦差事。儒学的功用适得其反。它强调忠孝，这反而加深了泽东对管教他的两个成年人的憎恨，这两个人就是他的私塾先生和父亲。

境内众多的湖泊和四条江河为湖南赢得了“鱼米之乡”的美称。泽东从6岁起就喜欢游泳，几乎他后来形成的整个世界观，都是和早年中流击水，江河搏浪的磨炼有关的。

洞庭湖平原是中国的一个主要粮仓。俗话说，“两湖熟，天下足”。同时，这块人口众多的平原还有着厚实的政治传统，不管是在商业领域还是在思想领域，省城长沙常常领导着中国的新潮流。

韶山既不处于湖南的崇山峻岭中，也不位于平原上。在毛泽东身上，既有山地人的特性：粗陋朴实、反叛精神、绿林好汉的浪漫主义；也有平原人的禀赋：热爱读书、良好的组织能力、关心世事。如果说湖南人的性格糅合了山里粗犷的与城镇里圆滑的本能的话，那么，毛泽东可以说是地地道道的湖湘子弟。

挂在梁头上一串串鲜艳的红辣椒把毛家房子上那些平平常常的装饰都映得有了光彩。和大多数湖南人一样，毛顺生喜欢吃辣。就是在这里，泽东养成了一生都酷嗜辣食的习惯。

其他地方的中国人不得不提防湖南人的暴烈和固执，但是，他们不否认火性子是和英勇相伴而生的。全国都知道这样的说法：“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

湖南人好斗、好诅咒人，喜欢表达自己的见解。他们大多都有宽宽的前额、深眼窝、红面颊，他们是中国的普鲁士人。所以毛泽东长大后绝非泛泛之辈。

韶山的宁静只是暂时的，因为山外正发生着急剧的变化。在北京，中国的最后一个王朝正在苟延残喘。中国是极端落后的。尽管有着种种荣耀，但在1880年毛顺生开始闯荡世界的时候，偌大的帝国却连一米长的铁路都没有。

　　中国正在被欧洲列强瓜分。1893年12月毛泽东出生的几个月后，日本也发起了对中国的进攻。1894年日本战胜中国，这让中国的精英们由焦虑进而惊惶。

　　与此同时，一些外国的社会思潮，也借武力之威以前所未有的势头涌向中国，冲击着中国人的心灵。就在泽东出生前夕，中国的第一位驻外大使出版了一本记述他的英国见闻的书，书中对西方世界的描绘使儒家精英们大吃一惊。当3岁的泽东蹒跚学步时，中国的首批赴日留学生已经起航东渡了。

　　反对清朝统治的浪潮像暴发的洪水一样迅猛高涨。在毛顺生年轻的时候，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几乎推翻了清王朝，但后来，清政府在欧洲人的帮助下，于1864年平息了这次起义。在泽东一生的第一个十年里，中国发生了第一次旨在修葺王朝将倾之大厦的大规模政治改革运动。这场运动成了一个哑炮仗，因为此时单纯的改良是不够的了。

　　泽东还不到1岁的时候，孙中山（1867—1925）写了一份请愿书，标志着他从改良向革命的转变，这份请愿书列出了一揽子消灭旧中国的战斗计划。旧时的精英们谋划抵制变革：有人私下里说火车的发动机是用小孩子做燃料的，有人质疑说燃料理论难道不是对火神的亵渎吗？泽东就出生在这样一个旧中国走向没落的时代。

毛泽东的父亲毛顺生。1919年10月，毛泽东的母亲病逝之后，毛泽东的父亲来到长沙。三个月后，1920年1月，毛顺生因伤寒病去世，终年52岁。

毛家的家境比韶山大部分人家要好。在20世纪初，即泽东的童年时期，毛顺生发家了，由贫穷变成了富裕。1904年泽东10岁时，他家只有18亩农田，3年以后就增加到24亩。毛家每年大约要消费掉4 500斤稻米，此外还有约7 000斤余粮可卖。毛顺生雇了一名长工并开始精明地做起了粮食和生猪生意来赚钱，他还放高利贷。他攒了一笔本钱后就开始买进其他农户典当的土地。毛顺生的家开始变得像模像样了，有一座牛棚，一个粮仓，一个猪圈，还有一个小小的磨坊。

这座土墙住宅原是泽东的爷爷在1878年修造的。毛顺生家境渐渐富足，对住宅进行了扩建和整修，显得比过去气派多了。后来，这里住着两户人家，毛家和邹家。当泽东家的房子换成瓦顶时，邹家的房子仍然是草房。

泽东是无忧无虑地成长起来的。与他同龄的其他孩子享受不到这种优厚的生活。他没挨过饿，衣服不多但从不破破烂烂。他母亲持家井井有条。令他头疼的是父亲。他的渴求在精神方面。

韶山美丽而宁静。在那时从这里步行到任何一个小镇都有几个小时的路。似乎是自然的造化把一切安置得妥妥帖帖。这里有几百户人家，多属毛氏宗族。由于人烟稀少，所以韶山满眼是青山绿树和片片庄稼。脚下是红色的土壤。插满秧苗的水田在阳光下银波粼粼，像一面分成了几千块的巨大镜子。清新的竹林掩映着雾霭笼罩的青山，并排而立的参天松树，像是在忠实地保卫着它们赖以生存的山坡。

农民们通过选择的地名来表达在大自然面前的谦卑。韶山的名字来源于一个传说，传说里古代有位皇帝曾在此休息，并在这里的一座高峰上弹奏过音乐。［1］距韶山最近的两座城镇也依流经附近的湘江而取名，同时湖南省也简称为“湘”。

这里看不到报纸，外界消息都是通过口头传播。任何外面发生的事传到这里都需要一段时间，所以韶山几乎与世隔绝。如果来了北京皇宫的布告，就要召集村民宣读并把它贴在村

校的墙上。就像毛家孤零零地立在山坡上而无任何近邻一样，韶山两千多个村民自成一个世界。

韶山，毛泽东少年生活的天地，直到他在16岁时永远离开这里之前，他从未到过离家70里以外的地方。

湖南是一个富饶而生机勃勃的内陆省份，这里充满了传奇色彩，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湖南人喜欢告诉你，他们家乡是七山一水二分田。这恰当地道出了湖南之现状的缘由。

除了北部以洞庭湖为界外，其余三面都是以连绵起伏的山脉为界。因此这里的人们有着粗犷的气质，连绵的群山为土匪们提供了天然的庇护所。在湖南这片土地上生活的人们既有精明狡诈的一面，也有勤俭朴实的特点。在毛泽东以后所作的诗词和散文中，大山是高贵、桀骜不驯和无往不胜的象征。

第一章 少年时代（1893—1910）

稻田里，一个穿着肥裆蓝裤的男孩坐在竹凳上，乱蓬蓬的黑发在阳光下熠熠发亮。他身体单薄，但个头对于一个还没有到青春期的孩子来说是高的。他的大眼睛充满梦想。这个孩子的任务很简单，就是把那些来寻食的鸟儿吓走。

翠绿的群山环抱着一个田园山冲，土墙草房掩映在山峦绿茵里。一座石桥踞守在谷底，一切都是和谐的，只有坐在竹凳上的那个男孩身边那本翻旧了的书和宁静的大自然以及20世纪初这个亚洲乡村的生活有些不和谐。

893年12月26日（清光绪十九年十一月十九日），毛泽东诞生在这里。

少年毛泽东在这里休息和学习。酷爱读书的毛泽东在晚上常常把门窗遮起来，不让父亲看到灯光。

这位农家孩子姓毛，“毛发”的毛，学名叫泽东，意即“润泽东方”。

一片绿色的山坡旁的小高地上是他家的四间房子，凶暴的父亲毛顺生掌管家庭大权。他身材瘦小，长相精明，留着髭须，一副干什么事情都急不可耐的神色。家里的18亩农田是他的城堡，他小心谨慎地操持着一切。

泽东就出生在这个结实而宁静的土砖房里。随着他年龄的增长，他与父亲的冲突也在增加。

入夜，空气燥热，只有阵阵的蟋蟀鸣叫打破寂静。没有人说话，也没有人走动，整个山村似乎已完全融入大自然之中。只有毛家的房子里有一个暗淡的黄色亮点，黑暗中一面墙壁依稀可辨。虽然在中国农村这绝对是应该睡觉的时候了，泽东却正在屋子里熬夜。他俯身坐在那里，面前是一本描写绿林好汉的小说《水浒传》。他那汗流满面的脸贴近那一盏火苗只有黄豆粒大小的油灯，并且还用被子半遮着油灯及自己，以免灯光照出去，因为毛顺生不喜欢他的儿子夜里费油点灯。

一个池塘把毛家的房子和村子分了开来。一天，在这个长满荷花的池塘边上发生了这么一幕：一帮穿得整整齐齐的人站在那里，尴尬地沉默着。山谷里的平静随时会被打破，因为毛顺生的火暴脾气已一触即发。人们都看着他面前的满脸通红的泽东。

父子俩刚刚在家里发生了一场争吵。父亲当着满屋子客人的面骂他懒而无用，泽东顶撞了父亲，然后跑出家门。父母都出来追赶他，客人们也都茫然地跟了出来。泽东跑到了池塘边上停下，声称如果父亲再靠近一步，他就要跳下去。

毛顺生压住雷霆之怒，转而同儿子论理而不去揍他。他现在只要泽东对自己的无礼表示道歉并磕头表示以后顺从就行了（在旧中国，磕头是一种烦琐的跪拜礼，磕头者要双膝跪倒，用头触地九次）。泽东在客人面前的反抗举动迫使父亲做出了让步。泽东向父亲道了歉，但只磕了半个头（单膝着地），毛顺生许诺不打他。

美国传记作家罗斯·特里尔著的《毛泽东传》。这本书是西方数百种毛泽东传中的最被推崇、最畅销的作品之一。相比第一版，目前新出版的书中增加了很多新的材料，尤其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所最新编辑和研究的成果。特别值得关注的是，作者据此对书中关于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的活动的叙述进行了大幅修改，全书章节增删篇幅甚至达三分之一以上。　　

新版依然承袭了第一版主要从思想、政治角度记叙毛泽东一生的角度，更多地关注毛泽东的个人生活、个性性格和心理分析，对于人物和情景的分析更为出神入化，引导读者体味“故事”背后的时代困惑，并且据此更为具体地描绘出了他脑海中想象的“毛泽东的真实的整体画像”。

此书基本上得到了中国“主旋律”的肯定，由中国人民大学翻译出版。

从书中可以看出，罗斯·特里尔耗费了极大的精力，收集了不少罕为人知的资料、图片等，虽然未必能十分准确的反映出毛泽东同志的精神和思想，但从一个西方人的眼光看毛泽东，此书还是有他的成功之处。

太平天国历史何以扑朔迷离

一段时间的历史，传闻失实者有之，因日久而湮没无闻者亦有之。但是像太平天国这样短短十几年的历史一再被人为地修改，古为今用的，却很少见。

首先借太平天国历史来“古为今用”的是孙中山先生。他当时公开号召同盟会员、革命志士宣传太平天国，宣传洪秀全，借以激发民气，推翻清廷。他首先以“洪秀全第二”自居，因此大家就以“洪秀全”呼之。他又褒称太平天国诸领袖为“民族英雄”、“老革命党”。1902年，他鼓励留日学生刘成禺搜集资料，写出一木太平天国史来。1904年成书，定名为《太平天国战史》，孙中山先生为之作序，交由日本东京祖国杂志社出版，作者署名为汉公。此书史实误漏之处甚多，史学价值是谈不上的，可贵之处在于公开反清，号召革命。

值得注意的是孙中山先生的序言中有这样一句话：“洪朝亡国距今四十年，典章伟绩，概付焚如。”也就是说，孙先生以为太平天国的史书与典章制度全被烧掉了，一点也没有留下来。由此可以证明，他对太平天国本身的史料丝毫未见，对洪秀全是个什么样的人，对太平天国推行的是什么样的制度，不甚了了。他推崇洪秀全，只不过是因其“起自布衣，提三尺剑，驱逐异胡”而已。

在孙先生的倡导之下，革命党人借太平天国史事宣传反清，一时蔚然成风。

革命党人为了宣传革命，推翻清廷，尽量拔高太平天国，拔高洪秀全，只取一点，不问其余，至于是否符合史实，当时根本不及考虑。例如章太炎所作《逐满歌》日：“地狱沉沉二百年，忽遇天王洪秀全；满人逃往热河边，曾国藩来做汉奸。洪家杀尽汉家亡，依旧猢狲作帝王；我今苦口劝兄弟，要把死仇心里记。”这种通俗易懂的唱词，对于鼓舞下层人民奋起反清，起了很大的作用。至于这种说法是否符合历史事实，势难兼顾。

由于孙中山先生曾经有过拔高太平天国的事实，影响所及，国共两党都有了肯定太平天国的思维定势。国民党认为太平天国诸领袖是民族革命的英雄，共产党认为太平天国诸领袖是农民起义的英雄。1949年以前，国民党政府一直认为太平天国是革命的，视之为革命前辈。其间虽然也有杂音——例如推崇曾国藩的“平乱”，大读《曾文正公家书》，但是在正式场合，从不贬低太平天国。1949年以后，新中国把金田起义的人物定为英雄人物、正面人物，只能歌颂，不得批评。凡此均对学术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十年浩劫之前，大家觉得对革命有功的英雄是该推崇，并无多大疑问；可是在十年浩劫中间，四人帮对洪秀全的吹捧，到了匪夷所思的程度。他们认为洪秀全是真理的化身，所作所为，绝对正确，无可怀疑。在太平天国中除洪秀全外，杨秀清是想篡位的野心家，韦昌辉是混入革命阵营的阶级敌人，石达开是分裂主义者，李秀成忠王不忠，是个大叛徒，一律该杀。好像除了洪秀全这个孤家寡人外，太平天国里再没有一个好人。物极必反，这种极端的说法引起大家极端的反感，大家被迫重新思考，难道历史上真有这样荒唐的事?于是在四人帮垮台之后对太平天国史研究工作重新开始的时候，听到的已经不是清一色的歌颂之声，各式各样的“杂音”都先后出现了：

1979年5月，在南京举行太平天国史学术研讨会时，有人提出太平天国也是一个封建政权，其封建专制的程度更甚于清朝。

1981年3月，在广州举行纪念太平天国起义130周年学术研讨会时，有人提出太平天国实行的是奴隶制，上层搞特权，下层讲平均。

1981年8月，在四川石棉举行四川纪念太平天国起义130周年学术研讨会时，很多论文都为石达开说话，认为石达开的出走应由洪秀全负主要责任。

1983年3月，在南京举行太平天国建都天京130周年学术研讨会时，有论文指责太平天国的《天朝田亩制度》是公开推行奴隶制，人民全无自由，生产不能发展，历史必然倒退。

后来的各种会议，对太平天国的批评意见逐渐增多。最有代表性的否定意见是一篇公开发表的对冯友兰教授的访问记，冯先生就否定太平天国谈了自己的想法。他说：“我之所以否定太平天国，因为太平天国是要推行神权政治。假如太平天国统一了中国，那么中国的历史将倒退到黑暗时期。”他又指出：“有人说，太平天国建立的是农民政权，这无论如何是不对的，中国在历史上未曾建立过农民政权。”他还说：“否定太平天国必然为曾国藩翻案，为曾国藩翻案必然否定太平天国，可以说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在大陆史学界对太平天国的看法逐渐发生变化的同时，台湾史学界也有类似的情况。

总而言之，太平天国历史的记载为什么严重失实。是由于以下这样一些原因所造成：

一、一百年来，许多政治家为了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一再拔高太平天国，借宣传太平天国史事来为政治服务，每每只取一点，不问其余。

二、史学家本有秉笔直书，追求真理，澄清史实的责任。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也难免受到政治环境的影响，不能畅所欲言。或者是虽然说了，却得不到重视。

三、一般群众对于历史知识不甚了了，只好相信书本，以讹传讹，弄假成真。

近二十年来情况有所转变，对太平天国批评、指责的声音已经从无到有，从少到多，这是因为：做学问的环境相对宽松；逐渐开展的对外学术交流，特别是两岸的学术交流，有利于互相切磋，探讨太平天国历史的真相；特别有利的是，近年来陆续发现一些珍贵的史料，有的来自国外，有的来自民间。这些史料是揭开太平天国历史真相的铁证。孙中山先生当年认为已经“概付焚如”的太平天国典章制度，绝大部分都已发现。

作为学者的马克思在前后不到10年的时间里，对太平天国产生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就是明显的例证。

1853年，马克思听到太平军胜利进军的消息，万分高兴，寄予热切的期望，想像以后东方会出现一个崭新的中国。他在《国际述评(一)》中说：

“世界上最古老最巩固的帝国八年来在英国资产者的大批印花布的影响之下已经处于社会变革的前夕，而这次变革必将给予这个国家的文明带来极其重要的结果。如果我们欧洲的反动分子不久的将来会逃奔亚洲。最后到达万里长城，到达最反动最保守的堡垒的大门，那么他们说不定就会看见这样的字样：

中华共和国

自由，平等，博爱

可惜太平天国太不争气，使他完全失望。1862年，当他知道了太平天国推行的各种暴政之后，又说出了如下的话：

“除了改朝换代以外。他们没有给自己提出任何任务。”

“他们给予民众的惊慌比给予老统治者的惊慌还要厉害。他们的全部使命，好像仅仅是用丑恶万状的破坏来对立停滞与腐朽，这种破坏没有一点建设工作的苗头。”

“显然，太平军就是中国人的幻想所描绘的那个魔鬼的inpersona(化身)。但是，只有在中国才能有这类魔鬼。这类魔鬼是停滞的社会生活的产物。”

是革命还是邪教：恢复太平天国本来面目
2008年01月24日 09:26《文史天地》  

半个世纪以来，太平天国在大陆一直是一门显学，许多有关太平军的故事，也成为大家感兴趣的热门话题。上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多种原因，逐渐受到冷落。

最近(指本世纪初，编者注)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出了一本书，日《太平杂说》。书中收集了35篇短文，其内容全都是探讨或评价太平天国历史的，作者潘旭澜先生在书中直率地说出了自己的论点：

“洪秀全为首的太平军，是头领们利用迷信发动和发展起来的一支造反队伍。他的一套教义、教规、戒律，不但从精神到物质严厉地控制着参加造反者，而且断绝了一切可能的退路。它们的指归，在于由洪秀全个人占有天下，建立他个人的‘地上天国’。这种洪氏宗教，披着基督教外衣，拿着天父上帝的幌子，以中国奴隶主和封建帝王的腐朽思想、条规，对他控制下的军民实行极其残酷的剥夺与统治，实际上是一种极端利己主义的政治性邪教。洪秀全造反获得局部成功，是以中国社会的大动乱、大破坏、大倒退为代价的，是以数以百万计军民的生命、鲜血为代价的，是以中国丧失近代的最后机遇而长期沦为帝国主义刀俎下的鱼肉为代价的。尤其可怕的是，这一切还被作为一首英雄史诗，向人们指点通向人间天堂的金光大道。”

虽然在过去我们长期拔高、美化太平天国的时候，海内外也有一些学者曾经提出过疑问和异议；但是像如此彻底的否定意见，以前还没有见过。此论一出，有如一石击起千重浪，南北各地报刊纷纷发表争鸣文章，有赞成的，有补充的，有反对的，还有指为“攻击农民起义”的，形形色色，各类都有。看来这场争论针锋相对，没有调和的余地。如果太平天国是革命，能够推动历史前进，那就应该肯定；如果太平天国是邪教，只会造成动乱破坏，那就应该否定。要想解决问题，唯一的办法就是探明历史真相，让太平天国本身作出回答。

可惜100多年来，我们对太平天国总是雾里看花，难明真相。由于种种原因，我们从辛亥革命前后开始，就不断地拔高、美化太平天国。发展到今天，人们头脑中对太平天国的印象与真正的历史事实相去甚远，在这种情况下，假作真来真亦假，虽然拿得出真凭实据，想要一朝说出历史真相，使人信服，使人接受，让太平天国恢复本来面目，绝非易事，可以说是一大难题。

七月四号递了辞职报告，九号作了见面，同意辞职，退居二线。办好移交，在家养好身体等退休，虽然还有三年半的时间。

今天整理完自己的物品，交办公台，门钥匙等，意味着我的移交办完，下午就不用再去上班了。以后对我的唯一要求是，有事的话，来电话便去帮助一下。

参加工作四十年，担任现职二十多年，终于可以告一断落，感觉中真好！

再没有了企业里人事中的家长里短烦脑事，再不用操心每年的各项指标的完成情况，少了利益纷争，少了节假日值班，双休日的会议.....这样的感觉怎么会不好呢？

下午妻为我买了二条沙滩裤，从明天开始，就可以过上身体锻炼、休养生息的日子。另外，应该要开始规划下半年度的旅游计划，是去九寨沟？还是西双版纳？

今天还有想做的一件事，把放在床头的小台钟挪个地方罢，有无它的存在，已经无所谓了。

值得记住的日子，公元2007年7月11日，从今天开始，是一种新的生活起步！

今天去了一趟常州，捣腾了八次车，可怕！犹如一趟出国。

5月11号刚试乘过一次开兴化的边城车，可在小区门口下车，真谓方便，美滋滋的味道在喉间还未消失，却突然泡汤。

今天早点去再乘这班车，6.05分就到了车站，可怎么也找不到边城车的影子，问了车站人员，方知停开几天了。"难道是农忙，乘车的人少？"

让人感到分外沮丧，边城车，怎么好停开呢？
那么见车就上吧，总会到终点的。

在宜兴转车时，在车站的上车处看到一告示：运村大桥断了一半，去常州的旅客须在桥的两头接驳。

呜呼！

这才想起为什么没有边城车了，原来如此！

车到运村，离大桥远远的地方停下，告之：要等等，对面的车子还没到。

终于等到对面的来车信号（手机联系），通知下车，象游客跟了导游，走过桥去。哇！足足走了二里多路（二个老太太走了半个小时，全车人只能乖乖地等着。），被常州车接去。

回来当然直开张渚的车是没有的了，只能和来时的程序完全相同，只是方向相反一节一节转车而已。

运村进出一条道，桥一断，就彻底的割裂了交通命脉。从今天看到的模样，不知几时可修复？

总算好的是到常州要办的事情，全办妥，

今天等小辛，直等了二个多小时，时间虽长但心情平坦，看着窗外川流不息的车流、人流，突然间，感觉到常州竟分外的陌生起来！

我发现：我肯定不属于这座城市，这座城市也不属于我。

那么，该是谁向谁作让步、去融合呢？

早间新闻播出：报载4月23日是“读书日”，据有关部门统计我国的读书率持续下降，今年达到自1999年以来的最低点。

这让人难以理解这种统计结果如何出来的？

怎么的学习才算是读书？去掉学生的读书形式不谈（学生的人数年年在增加，不可能出现下降），社会上，自然人的读书应该是包含“读书”在内的各种方式的学习总和。

如：六七十年代由于物流不发达，长篇小说《欧阳海之歌》我们是从听广播中读完这本书的，这算不算读书？

再如：王少堂的评书《武松》被公认为最好，去听书算不算读书？

还有：看报刊杂志算不算读书？金庸先生的小说大多是首先发表在报刊上，后再单独出版成书。国内的王安忆、陆文夫、张贤亮的小说好些也是先发表在报刊上，人们读了算不算读书？

如今网络火热，知识信息暴炸，从网络中学习算不算读书？

如若以上种种方式不算“读书”，那么，国人正朝书盲走去。如若可算，读书率非但没有下降，而且应该是大幅上升。之所以出现这种结果，则是负责统计的用了“八股”的方法。

当新闻编辑接到类似稿件的时候，应该要三思，不要看到来稿单位的牌子而定新闻，否则，笑话会太多。

今天的新闻说，印度将免费的为每户家庭安装2兆的宽带。这将对印度的IT产业、知识经济发展带来不可单用数据计算的飞跃！

印度是什么主义制度的国家，咱先不去细论，但中国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尽管是初级阶段，听说社会主义制度是最优秀的制度。而今天就论免费装宽带这一条，中国竟不如印度？

真让人惊讶！

其实不必惊讶，细论起来，中国制度不灵的地方，还不仅仅是宽带问题，不久前惊爆的中国的义务制教育排位竟在世界170多位之后，远远落在亚州、非州不发达国家之后！

这才是应该让人惊讶的地方！

近日报载，2008北京奥运门票开始接受预订。再有一年多时间，奥运会的火炬就将在北京点燃。这一切都在告诉人们，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不再遥远，已是呼之欲出，触手可及了！

感慨之余，想起了88年汉城奥运的三件事，至今印象深刻，使人难忘。

第一件事是中国奥运军团在家门口参加奥运，结果却是兵败汉城。尤其是足球，中国队未胜一场，未平一场，未进一球，创造了一个奥运会的另类记录后，便早早的打道回府。上海青年报的记者用了一个极为尖刻的语言，但却也精炼到位地总结了中国军团在奥运会上的表现：“泡饭斗不过牛奶”！

也就是在参加这届奥运会的运动员名单中，出现了后来风波不绝的“何智丽”事件，不服从领导的“让球”要求，结果使处于球技最佳状态、完全可以夺冠的何智丽出局，让她参赛奥运的梦想破灭。

何智丽没有出现在88年奥运会中国乒乓选手之列，也使全世界关注此事的人士眼镜大跌！一旦政治掺和到竞技运动中去以后，事情就不好说了。

当时，就有媒体写过这样的文章：《何智丽，擦干你伤心的泪！》一文，于是就有了后来的“小山智丽”在亚运会上同根相煎，狠命地打败了邓亚萍一事。

第二件事是汉城在奥运会筹备过程中，韩国的媒体也好，舆论也好，经常响起的一句刺耳的话是：能够举办奥运的国家是一流的国家，能够举办奥运的民族是一流的民族。

今天细细回的话，从中国第一次申奥以一票之差落败，到第二次再申奥成功；从硬件的投入，鸟巢也好，水立方也好等等，到软件的建设，众多的翻译人员，几十万懂外语的志愿服务者队伍建立……一切的一切，终于让我们体会了“能够举办奥运的国家是一流的国家，能够举办奥运的民族是一流的民族”深刻的含义，感到这句话不“牛”！

第三件事是当时韩国花几百万美元向全世界征集奥运会歌，后来终于有了可以留芳奥运的“手拉手”经典歌曲。

而当时中国有人对韩国的这种做法不以为然。一些人表示“最民族的文化就是最世界的文化”，完全不必要向全世界征歌，应该由韩国人自己创作民族的歌曲。只差一点儿就将建议韩国人把“阿里郎”改编成奥运会歌。

还有人对韩国的做法，从缺乏民族自信心的角度去分析、深化。云云。

应该说上述完全符合八十年代的中国人的心理，没有错，问题是：不是别人错了，而是中国人自己没有和奥运精神接轨。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二年后，1990年的中国举办的亚运会，会歌的征集是一个很大的教训。群众接受的“亚州雄风”偏偏没能选为主题会歌，一首“黑头发飘起来”至今让人遗憾不能成为奥运歌曲经典。

现在好了，进入二十一世纪，中国的心态已经成熟，心胸已经开阔，奥运场地、会徽会歌、吉祥物等等，都是从全世界公开征集。

这个民族已经开始成熟！

奥运不仅仅是一个民族的梦想，还是一个民族强国之梦开始的地方！

三十多年前，1975年的春节前，我欲从青海西宁返回苏南，托了几个哥们，好不容易才买到了一张从西宁直达南京的临客靠窗的坐位票，难度直比今天去买硬卧票还要大些。2200多公里，火车运行了72个小时，整整三天三夜。（非临客的运行时间是57小时）

四十多年前，新闻报道说：1964年7月25日，日本全线515.4公里的东京至大阪的东海道新干线高速铁路竣工，经过一段时间的试运行后，在东京奥运会举办期间的1964年10月正式投入使用。东海道新干线高速铁路采用1435mm的宽轨制，时速达到了200公里。

三十多年前，烦脑地坐在停在大大小小的车站上让道的临客里，我在想：假若能多建些复线，列车不要停车让道该多么好？

四十多年前，当听到日本新干线运行速度达到了200公里时，心里想象不出该是何种的快感？只是感觉中，上帝肯定是住在离日本不远的地方。

三十多年前，当列车到达南京，出得站来，最想做的第一件事是：立即洗一个脸，因为火车烧的是煤，三天来，脸上尽是黑乎乎、油腻腻的感觉，难受极了。列车上连吃的水都紧张，根本谈不上能够洗一次脸。当时，车站门口的广场上还真有“资本主义的尾巴”，一些无业的人员，偷偷的提供洗脸，二毛钱一次，洗个够！

今天，2007年的4月18日零时，中国铁路第六次大面积提速调图全面实施。140对时速200公里及以上的国产化动车组，飞驰在祖国的铁路大动脉上，中国铁路发展进入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中国的铁路开始提速，而且一开通就是6007公里的高速，比欧州九个国家的高速公里总和还多些。

中国已经开始与世界同步！

只是主流媒体在报道世界各地的高速铁路时，却闭口不谈台湾的时速300公里以上的高铁“捷运”，让人不好理解。你可以说民进党一百个不好的地方，还可以说一千个陈水扁“不是个东西”，但是台湾也有高铁，这个成就是海峡两岸人民共同的荣耀！怎可视而不见？见而不言呢？

想往能早一点坐上中国的新干线去旅行，而这种机会肯定能够实现！